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大纪元11月21日讯】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前言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结语
=================


 

前言
按《说文解字》，“党”(繁体，上尚下黑)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 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份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份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
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

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的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151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 1921年1920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份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以此为依据，摧毁一切不利于它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它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份。
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
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及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
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
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
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

（二）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
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119120月121122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藉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
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由于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时期还是掌握政权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
骗为了煽。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
挑起一部份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份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站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
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份，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
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语词，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

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五）基因之五：间——渗透，离间，瓦解，取代
骗、煽、痞犹不够，间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术，地下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

亲共的杨登羸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
（七）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
骗、煽、痞、间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决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
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
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份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
这一切，无不建立在它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它，它要消灭你，你拥护他，它也可能要消灭你。它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至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
（九）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
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它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
“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世挨整，孙维世的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颗长钉子，可是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背民族大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

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俩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体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
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
（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303304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
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309310月至1922年313314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 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327328万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实际上，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1922年345346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351352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363364月。1926年367368月至1927年371372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381382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藉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383384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毁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可伦比，起义过后，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惨酷之祸，古今罕有。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直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453454月至1934年457458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47147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487488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501502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令人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523524）自我概述，（525526）政治文化年谱，（527528）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529530）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31532）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覆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二十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
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维持生存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换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肌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的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
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
（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
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它们更邪恶的私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像、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
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份子王实味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党是最邪恶的
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肌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AB团的名义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覆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向健康的原生的肌体扩散。原来的肌体部份被渗透后，成长出新的肿瘤。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份，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肌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
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厮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料，瞿秋白临死前坦承，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凭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
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紫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届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毫无可能成功。
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痞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帐”。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
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钢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
结语
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它最会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
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它随心所欲地解释马克思和列宁编造出来的理论，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蒙蔽、煽动、或利用一部份群众，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售其奸，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2005年4月校对更新
 

Bài bình luận số 2: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ập nghiệp như thế nào?
Lời mở đầu
Theo sách "Thuyết Văn Giải Tự" [1] từ văn bản của Xu Shen (147 AD đời nhà Đông Hán), thì chữ Hán “Đảng” có nghĩa là “bè” hay là “bọn”; theo mẫu tự truyền thống là ghép từ chữ “thượng” ở trên ( thuộc về bộ Tiểu và có nghĩa là 'ưa chuộng') với chữ "hắc" (thuộc về bộ Hắc là bộ gốc nằm ở dưới và có nghĩa là 'đen tối' ). Ghép hai chữ ấy lại thành chữ 'Đảng' có nghĩa là “ưa chuộng cái đen tối”. “Đảng” hay “đảng viên” (ý là “bè” hay “bè lũ”) mang một ý nghĩa mà ngài Khổng Tử đã từng giảng: "Ngô văn quân tử bất đảng" ( tạm dịch “người quân tử nổi tiếng, ta cũng không a dua theo ai mà kéo bè kết đảng”). Trong "Luận Ngữ" của ngài giảng rằng: "Tương trợ nặc phi viết đảng", ( tạm dịch “giúp đỡ lẫn nhau che đậy hành vi bất chánh thì chính là bè đảng)[2]. Trong lịch sử Trung Quốc, các tập đoàn chính trị nhỏ thường thường bị xem là ‘bè đảng’, mà theo văn hóa truyền thống Trung Hoa, thì là kéo bè kết bọn làm điều xấu; nếu đem so với câu 'hồ bè cẩu đảng' thì cũng là cùng một nghĩa.
Vậy thì tại sao Đảng Cộng Sản lại xuất hiện, trưởng thành và thậm chí còn chiếm đoạt chính quyền hiện tại ở Trung Quốc? Từ xưa đến nay Đảng S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iên tục dỉ tai người ta rằng lịch sử chọn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rằng nhân dân Trung Quốc đã lựa chọn Đảng Cộng Sản, rằng “không có Đảng Cộng Sản thì không có một Trung Quốc mới.”
Vậy có phải người dân Trung Quốc đã chủ động chọn Đảng Cộng Sản không? Hay là chính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ã tụ tập bè đảng để cưỡng ép nhân dân Trung Quốc phải chấp nhận chúng? Chúng ta chỉ có thể tìm thấy câu trả lời này từ lịch sử.
Từ cuối đời Mãn Thanh (1644-1911) cho đến đầu thời kỳ Dân Quốc (1911–1949); Trung Quốc đã trải qua bao nhiêu chấn động từ bên ngoài và phải trải qua bao nhiêu cải cách ở bên trong. Xã hội Trung Hoa rối loạn thảm thương. Nhiều phần tử trí thức và sĩ phu ái quốc muốn cứu nước cứu dân. Tuy nhiên giữa lúc quốc gia suy yếu và hỗn loạn, ý thức ưu tư lo lắng của họ khởi lên càng nhiều, đưa đến trước hết là thất vọng và sau đó là hoàn toàn tuyệt vọng. Cũng giống như một người bệnh đi tìm bất cứ bác sĩ nào, họ tìm cách giải quyết từ bên ngoài Trung Quốc. Từ Anh Quốc cho đến Pháp Quốc, phương cách nào cũng thất bại, sau đó họ đổi sang cách của nước Nga. Họ không ngần ngại đưa ra một liều thuốc điều trị cực kỳ mãnh liệt với hy vọng rằng Trung Quốc sẽ nhanh chóng phục hồi.
Cuộc vận động ngày 4 tháng 5 vào năm 1919 là phản ảnh rõ rệt nỗi tuyệt vọng này. Một số người chủ trương chủ nghĩa Vô Chính Phủ. Một số người đề xuất lật đổ học thuyết Nho Giáo, lại có một số người đề nghị du nhập văn hoá nước ngoài. Tóm lại, thái độ của họ là phủ nhận văn hoá truyền thống Trung Quốc và phản đối đạo lý Trung Dung của Nho Giáo. Vì nóng lòng muốn dùng biện pháp tắt nhanh hơn, những gì thuộc về truyền thống thì họ chủ trương lật đổ tất cả. Các phần tử cấp tiến này (với quan điểm cực đoan), một mặt không tìm ra phương sách cứu quốc gia, nhưng mặt khác lại họ tin tưởng chắc chắn vào lý tưởng và ý chí của chính mình. Họ cho rằng thế giới này thực ra không còn thuốc gì để cứu chữa nữa, và tin rằng chỉ có chính mình mới tìm ra giải pháp thích hợp cho sự phát triển tương lai của Trung Quốc. Do đó họ theo cách mạng và bạo lực với đầy nhiệt tình to lớn.
Kinh nghiệm khác nhau giữa các nhóm trí sĩ yêu nước khác nhau đã dẫn đến lý luận, học thuyết và đường lối khác nhau. Cuối cùng một nhóm người đã gặp người liên lạc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ừ Liên Xô. Tư tưởng “chiếm đoạt chính quyền bằng cách mạng bạo lực.” của Marx và Lenin đã được nghênh đón với lòng nôn nóng của họ, và cũng phù hợp với nguyện vọng cứu nước cứu dân của họ. Lập tức họ thành lập một liên minh. Thế là,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một tư tưởng nước ngoài hoàn toàn xa lạ, được đem vào nước Trung Hoa cổ xưa. Tổng cộng là có 13 đại biểu tham dự Đại Hội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ầu tiên. Sau đó, một số thì chết, một số bỏ đi, một số phản bội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hoặc chạy theo cơ hội mà làm việc cho quân Nhật đang chiếm đóng và trở thành Hán gian, hoặc là ly khai khỏi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và gia nhập Quốc Dân Đảng. Đến năm 1949, khi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hiếm được quyền hành của Trung Quốc, chỉ có Mao Trạch Đông và Đổng Tất Vũ là còn lại trong số 13 đảng viên lúc khởi đầu. Không rõ là những người thành lập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úc đó có biết rằng “thần linh” mà họ rước về từ Liên Xô tức là một "tà linh” hay không, và không rõ là họ có biết “linh dược” mà họ mang về để làm quốc gia cường mạnh kỳ thực là một “thuốc độc” giết người hay không?
Đảng Cộng Sản Nga (Bolshevik,sau này được xem là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Sô), ngay sau khi thành công trong cách mạng, đã có dã tâm dòm ngó Trung Quốc. Năm 1920, Liên Xô thành lập văn phòng Bí thư Viễn Đông tại Tây Bá Lợi Á, là một chi nhánh của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Đệ Tam, với nhiệm vụ thành lập và quản lý Đảng Cộng Sản tại Trung Quốc và các quốc gia khác. Sumiltsky là trưởng phòng, và Grigori Voitinsky là phụ tá. Họ cùng với Trần Độc Tú và một số người khác bắt đầu chuẩn bị để thành lập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ề nghị được đưa lên văn phòng Bí thư Viễn Đông vào tháng 6 năm 1921 ở Tây Bá Lợi Á với kế hoạch thành lập một chi nhánh Trung Quốc của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Đệ Tam, đã chứng nhận rằ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à một chi bộ của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Đệ Tam. Vào ngày 23 tháng bảy năm 1921, dưới sự trợ giúp của Nikolsky và Maring của văn phòng Bí Thư Viễn Đô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chính thức được thành lập.
Từ đó cuộc vận động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đã bị đưa vào Trung Quốc như là một thí nghiệm, cũng từ đó sinh mạng của Đảng được đặt trên tất cả; nó chinh phục tất cả, và bắt đầu lừa bịp Trung Quốc vì thế mà liên tục mang đến vô vàn tai họa cho Trung Quốc.
******************
I. Sự lập nghiệp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 một quá trình liên tục tích tụ tà ác
Mang một thứ “tà linh” ngoại lai, như là Đảng Cộng Sản, vào Trung Quốc, một quốc gia với lịch sử 5 ngàn năm văn minh, không phải là một sự việc dễ dàng, vì nó hoàn toàn không hợp với truyền thống của người Trung Hoa. Với "tư tưởng đại đồng của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toàn dân và những nhà trí thức yêu nước, những người muốn phục vụ quốc gia, đã bị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ừa bịp. Thêm vào đó, Đảng còn bóp méo những lý luận của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một chủ nghĩa mà trước đây đã bị Lenin bóp méo một cách nghiêm trọng rồi, để dựng nên một lý luận căn bản cho việc tận diệt tất cả những tư tưởng, nguyên tắc đạo đức cổ truyền. Ngoài ra, sự bóp méo lý luận của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chính là dùng để tiêu diệt bất cứ những gì làm bất lợi cho sự thống trị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và để tiêu diệt tất cả giai cấp xã hội và bất cứ nhân sĩ nào mà có thể đe dọa đến sự thống trị của chú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áp dụng sự tiêu diệt tín ngưỡng qua Cách Mạng Công Nghiệp , cũng như áp dụng triệt để hơn học thuyết Vô Thần của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òn thừa kế sự phủ nhận quyền tư hữu trong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 và chúng áp dụng cách mạng bạo lực theo lý thuyết của Lenin. Đồng thời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ại còn thừa kế và phát triển phần tệ hại nhất trong chế độ quân chủ của người Trung Hoa.
Lịch sử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à một quá trình dần dần thu nhập bất cứ đường lối tàn bạo, tà ác nào, từ trong và ngoài nước. Trong quá trình này,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làm hoàn hảo chín cái nhân di truyền mà "đặc sắc Trung Quốc" là: Tà ác, lường gạt, xúi giục, lưu manh, gián điệp, cướp đoạt, đấu tranh, tiêu diệt, khống chế. Những cái nhân di truyền này được thừa truyền liên tục, và qua mỗi lần nguy cơ khủng hoảng, thì chúng lại càng tiến đến một bước mà thủ đoạn và trình độ tà ác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càng mạnh mẽ và phát triển hơn.
1. Nhân di truyền thứ nhất: Tà ác--- Khoác lên tấm áo choàng tà ác của chủ nghĩa Marx-Lenin
Điều đầu tiên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CSTQ) thấy hấp dẫn ở chủ nghĩa Marx chính là: “Dùng cách mạng bạo lực để đập tan chế độ cũ, tạo dựng chính quyền chuyên chính của giai cấp vô sản”. Đó chính là cội rễ tà ác trong chủ nghĩa Marxít-Lêninít.
Lý luận trong chủ nghĩa duy vật của Karl Marx (Các-Mác) là khái niệm về kinh tế rất chật hẹp nông cạn dựa trên sức sản xuất, quan hệ sản xuất, và giá trị thặng dư. Vào thời kỳ đầu của giai đoạn chủ nghĩa tư bản chưa phát triển, Karl Marx đã dự đoán thiển cận rằng chủ nghĩa Tư bản sẽ sớm diệt vong, rằng giai cấp vô sản sẽ thắng lợi. Trên thực tế, lịch sử đã phủ nhận điều ấy. Cách mạng bạo lực và sự chuyên chính của giai cấp vô sản trong chủ nghĩa Marxít-Lêninít chủ trương áp đặt nền chính trị cường quyền, độc tài với giai cấp vô sản làm chủ. Bản Tuyên ngôn của Cộng sản đã lấy sự đối lập giai cấp và đấu tranh giai cấp để trình bày quan điểm lịch sử và quan điểm triết học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Mục đích đấu tranh của bọn vô sản là để đả phá mọi đạo đức truyền thống và quan hệ xã hội, và cướp đoạt chính quyền. Ngay từ khi xuất hiện,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đã đối chọi với tất cả những gì truyền thống.
Thiên tính tự nhiên của con người thông thường là tẩy chay bạo lực. Con người trong bạo lực biến đổi thành bạo ngược. Học thuyết bạo lực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ều bị nhân loại, trên bản tánh, phủ nhận, từ chối ở khắp nơi. Tất cả các hệ tư tưởng, triết học, truyền thống trong quá khứ đều không có chủ trương nào như thế cả. Hệ thống khủng bố của cộng sản đúng là từ trên không rơi xuống trái đất.
Loại quan niệm tà ác này có tiền đề là “nhân định thắng thiên”, con người cải tạo lại thế giới. Những lý tưởng như “giải phóng toàn nhân loại”, “thế giới đại đồng”[3] mà Đảng cộng sản dùng để lường gạt, đã thu hút được không ít người, đặc biệt là những người quan tâm đến tình trạng của con người, hoặc khao khát lập sự nghiệp trong xã hội. Bọn họ quên rằng ở trên còn có Trời. Những lời dối trá rất đẹp đẽ như xây dựng “thiên đường tại nhân gian" đã khiến họ miệt thị truyền thống, coi thường sinh mạng người khác, mà thực ra là làm cho sinh mạng của chính mình còn nhẹ hơn lông hồng..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thế giới” được con người chế tạo ra để phụng thờ như chân lý, kích động nhiệt tình của người ta để “sục sôi nhiệt huyết trong tim, quyết phen này sống chết, …” [4]. Đảng cộng sản sử dụng ý niệm hoang đường, tuyệt đối như thế để cắt đứt quan hệ giữa con người và Trời ở trên, cắt đứt chính họ với tổ tông, với huyết mạch truyền thống của dân tộc. Từ đó khiến người ta hiến thân cho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hoang đường, và gia trì năng lượng tàn sát, bạo ngược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2. Nhân di tryền thứ hai: Lường gạt-- ma quỷ muốn giả dạng thần linh thì phải lường gạt.
Kẻ tà chắc chắn phải lường gạt. Để lợi dụng công nhân, Đảng Cộng Sản tán dương họ thành “giai cấp tiên tiến nhất”, “đại công vô tư”, “giai cấp lãnh đạo”, “đội quân tiên phong của giai cấp cách mạng vô sản”… Để lợi dụng nông dân, Mao Trạch Đông vuốt ve “không có bần nông thì không có cách mạng, đả kích nông dân chính là đả kích cách mạng”[5] rồi hứa hẹn “người cày có ruộng”… Đến lúc cần giai cấp tư sản ủng hộ, Đảng cộng sản thổi phồng họ lên thành “bạn đồng hành của cách mạng vô sản” rồi hứa hẹn một chế độ “dân chủ cộng hoà”. Khi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CSTQ) gặp nguy cơ suýt bị Quốc Dân Đảng tiêu diệt, bèn hô hào “người Trung Quốc không hại người Trung Quốc”, và hứa hẹn sẽ phục tùng sự lãnh đạo của Quốc Dân Đảng. Kết quả là gì? Kháng chiến Trung-Nhật vừa kết thúc(1937-1945), ĐCSTQ gom toàn lực lật đổ chính quyền Quốc Dân Đảng. Sau khi chiếm đoạt chính quyền không lâu, ĐCSTQ lập tức tiêu diệt giai cấp tư sản, và biến công nhân và nông dân thành giai cấp vô sản triệt để, chẳng còn một chút sở hữu gì.
‘Thống nhất chiến tuyến’ là thủ đoạn lường gạt điển hình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ể giành thắng lợi trong cuộc nội chiến giữa Đảng cộng sản và Quốc Dân Đả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thay đổi kế sách trước đó vốn coi địa chủ phú nông là giai cấp thù địch phải giết bỏ, mà thay bằng “chính sách thống nhất chiến tuyến lâm thời”. Ngày 20 tháng 7 năm 1947, Mao Trạch Đông ra chỉ thị: “ngoài một số ít những phần tử phản cách mạng, thì phải có thái độ hoà hoãn, nới lỏng với giai cấp địa chủ… giảm bớt kẻ thù”. Nhưng sau khi ĐCSTQ chiếm được chính quyền, địa chủ phú nông vẫn không thoát khỏi vận mạng của ‘quần thể bị tiêu diệt triệt để'.
Nói một đằng làm một nẻo là điều bình thường đối với Đảng cộng sản. Khi Đảng Cộng Sản cần lợi dụng đảng phái dân chủ, liền kêu gọi “sống chung lâu bền, giúp nhau quản lý, thành thật với nhau, vinh nhục có nhau, v. v.”.. Bất cứ ai không đồng ý hay từ chối theo tư tưởng, hành xử, và tổ chức của Đảng đều bị tiêu diệt. Marx, Lenin, và các lãnh tụ Đảng cộng sản đều từng tuyên bố thẳng rằng, quyền lực chính trị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không chia xẻ với bất cứ ai hay tổ chức nào khác. Ngay từ đầu, độc tài chuyên chế đã là nhân di truyền bất di bất dịch của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à bạo ngược và độc tài. Nó chưa bao giờ cùng sinh sống thành thực với bất cứ đảng phái chính trị hay tập đoàn nào cả, bất kể là trong thời kỳ cướp được chính quyền hay nắm chính quyền, kể cả vào những thời kỳ “nới lỏng” nhất.
Bài học lịch sử dạy rằng không thể tin vào bất cứ hứa hẹn nào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ừng mong tưở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hực hiện sự cam kết. Ai tin lời Đảng Cộng Sản vào bất cứ vấn đề gì, rồi sẽ có ngày phải trả giá bằng tính mạng của chính mình.
3. Nhân di truyền thứ ba: Xúi bẩy--- gây hận thù trong nhân dân, phân nhóm đấu nhau
Lường gạt là để kích động thù hận. Đấu tranh thì phải dựa vào thù hận. Đâu không có thù hận, thì Đảng Cộng Sản xúi bẩy, tạo ra thù hận.
Loại hình thức chế độ dòng tộc và sở hữu đất đai đã ăn sâu vào nông thôn Trung Quốc. Đó là chướng ngại lớn trên con đường thiết lập chính quyề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Xã hội nông thôn vốn là hài hoà. Quan hệ giữa địa chủ có sở hữu đất đai và nông dân được thuê dùng không phải là quan hệ đối lập tuyệt đối. Địa chủ cho nông dân thuê đất canh tác, còn nông dân dựa vào đó để sinh sống và nộp tiền thuê hay thóc lúa cho địa chủ. Địa chủ và nông dân dựa vào nhau mà sống qua hàng bao nhiêu thế hệ như thế.
Quan hệ ‘dựa vào nhau để sinh tồn’ ở một mức độ nào đó đã bị Đảng Cộng Sản bóp méo thành quan hệ của giai cấp bóc lột, giai cấp đối nghịch. Nó biến đổi bè bạn thành cừu địch, biến hài hoà thành chống đối, làm thành thù hận, làm thành đấu tranh, biến hợp lý thành vô lý, biến trật tự thành hỗn loạn, biến đổi cộng hoà thành chuyên chế. Đảng Cộng Sản chủ trương cướp đoạt tài sản, vừa cướp của giết người, giết bản thân người địa chủ phú nông đó, giết người nhà của địa chủ phú nông, rồi giết đến cả gia tộc của địa chủ phú nông. Có nhiều người nông dân không đành lòng theo kẻ cường bạo nên ban ngày thì cướp nhưng đến đêm lại quay lại trả đồ cho gia chủ; rồi bị đội công tác biết được và bị chỉ trích là “giác ngộ về giai cấp” không cao.
Bạch mao nữ [6]vốn là một câu chuyện xưa về tiên nữ, không có liên quan gì đến đấu tranh giai cấp hay áp bức bóc lột. Nhưng đội văn công đã sửa đổi biên soạn thành kịch nói, ca kịch, rồi cả kịch múa ballet, và dùng để xúi bẩy, kích động thù hận giai cấp.
Vào Thế Chiến Thứ Hai, khi Nhật Bản xâm lược Trung Quốc,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ã không đánh Nhật, mà còn công kích chính phủ Quốc Dân Đảng là bán nước vì không đánh Nhật, thậm chí ngay lúc quốc gia lâm nguy, nó còn xúi bẩy người dân chống lại Quốc Dân Đảng.
Xúi bẩy thù hận giữa một nhóm người dân này với một nhóm người dân khác là một thủ đoạn rập khuôn cho các cuộc vận động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Công thức phân chia giai cấp dân chúng ‘95:5’ cũng từ đó mà ra. Đảng Cộng Sản sau này đều dùng nó trong các phong trào chính trị, cho đến nay đã không ngừng phát triển thành một thủ đoạn nhuần nhuyễn. Đảng cộng sản chia dân chúng thành hai phần, 95% và 5%, trong đó nếu rơi vào phần 95% thì an toàn vô sự, còn rơi vào phần 5% thì bị coi như kẻ thù phải bị thanh trừng đấu tố. Vì sợ hãi và muốn an toàn, bảo hộ cho chính mình mà người dân phải tranh đấu để chuyển sang phần 95%. Hậu quả là họ hãm hại lẫn nhau, tạo thù hận sâu sắc giữa mọi người.
4. Nhân di truyền thứ tư: Lưu manh, côn đồ ---Lấy lưu manh, cặn bã xã hội lập thành đội ngũ cơ bản.
Lưu manh, côn đồ là cơ sở của tà ác, muốn tà thì phải dùng bọn lưu manh, côn đồ, cặn bã của xã hội. Những cuộc cách mạng thường thường đều xuất phát từ những phần tử lưu manh, cặn bã trong xã hội nổi loạn lên mà thành. Ví dụ điển hình là cách mạng của ‘Công xã Pa-ri (the Paris commune)', mà thực sự bao gồm đốt phá, giết người, bạo ngược được dẫn đầu bởi bọn lưu manh, cặn bã xã hội. Ngay Karl Marx cũng khinh rẻ giai cấp vô sản lưu manh này [7], trong bản Tuyên ngôn của Cộng sản [8], Marx viết rằng “Cái ‘giai cấp nguy hiểm’, cặn bã xã hội, mà là thành phần thối nát tiêu cực bị vứt đi bởi tầng lớp hạ cấp nhất trong xã hội cũ, thì có thể ở chỗ này chỗ nọ được cách mạng vô sản lôi cuốn vào phong trào, nhưng điều kiện sinh hoạt của họ lại khiến họ sẵn sàng bán mình cho những mưu đồ của phe phản động.” Còn nông dân, trên phương diện khác, theo Karl Marx và Engels, được coi là có tính phân tán và tính ngu muội nên “không xứng đáng là một giai cấp”.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òn phát triển xa hơn những thứ trong tư tưởng Karl Marx về phương diện tà ác. Mao Trạch Đông nói: “lưu manh, côn đồ, cặn bã xã hội là tầng lớp vứt đi của xã hội, nhưng trong cách mạng nông thôn, thì họ là dũng cảm nhất, triệt để nhất, kiên quyết nhất” [9]. Bọn lưu manh vô sản là đội ngũ gia tăng bạo lực và duy trì chính quyền ở nông thôn cho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CSTQ) vào thời kỳ đầu. Danh từ ‘cách mạng’ trong tiếng Trung Hoa có nghĩa là ‘cắt đứt sinh mạng’ (= giết), trên thực tế nó diễn ra đúng như vậy. Đối với người dân lương thiện, nó thật kinh khủng và khiếp hãi. Ban đầu Đảng Cộng Sản tự nhận là ‘vô sản lưu manh’, nhưng đến thời Cách mạng Văn hoá, bọn chúng cảm thấy danh từ ‘lưu manh’ như thế không tốt, khó lọt tai, nên bỏ nó đi, và tự nhận là người ‘vô sản’.
Bọn lưu manh, côn đồ thường có biểu hiện vô lại một cách ngu xuẩn. Có lần bị chỉ trích là độc tài, viên chức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ã biểu lộ khuynh hướng côn đồ, vô liêm sỉ mà chẳng ngượng miệng trả lời trắng ra rằng: “anh nói đúng, chúng tôi chính là như vậy. Qua tất cả những kinh nghiệm mà người Trung Quốc trải qua mấy chục năm nay, đòi hỏi chúng tôi phải thực hành “nhân dân dân chủ chuyên chính”. Chúng tôi gọi đó là “nhân dân dân chủ độc tài”.
5. Nhân di truyền thứ năm: Gián điệp --- thâm nhập , ly gián , mua chuộc, phá tan, thay thế
Lừa dối, kíck động bạo lực, sử dụng bọn lưu manh, cặn bã xã hội còn chưa đủ, những kỹ thuật gián điệp và gây chia rẽ cũng được Đảng Cộng Sản sử dụng thành thạo. Nằm vùng là sở trường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Mấy thập niên trước đây có ba gián điệp ‘xuất sắc đứng đầu’— Tiền Tráng Phi, Lý Khắc Nông và Hồ Bắc Phong — đều ở dưới sự chỉ huy của Trần Canh, trưởng khoa số 2 Trường Đặc vụ Trung ương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CSTQ). Tiền Tráng Phi là thư ký đặc vụ và là tuỳ tùng thân tín của Từ Ân Tăng, chủ nhiệm Ban Điều Tra Trung Ương của chính phủ Quốc Dân Đảng, Tiền Tráng Phi đã bí mật gởi tin tức tình báo về điều quân chiến lược lần một và hai của Quốc Dân Đảng trong việc bao vây Đảng cộng sản ở tỉnh Giang Tây, rồi dùng hệ thống nội bộ chuyển thư của Trung Ương Quốc Dân Đảng mà gởi hai lần tới Lý Khắc Nông để hắn mang tay đến cho Chu Ân Lai [10]. Tháng 4 năm 1930, một nhóm đặc vụ hai-mặt do Ban Điều tra Trung ương Quốc Dân Đảng tổ chức và chu cấp chi phí đã được thành lập ở đông bắc Trung Quốc. Trên bề mặt, đó là của Quốc Dân Đảng do Tiền Tráng Phi chỉ huy, nhưng thực chất là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dưới sự chỉ huy của Trần Canh.
Lý Khắc Nông ban đầu gia nhập Bộ Tổng tư lệnh Hải Lục Không quân Quốc Dân Đảng với chức vụ dịch giải mật mã. Chính Lý Khắc Nông đã giải mật mã tin khẩn cấp về việc bắt giữ và tạo phản của Cố Thuận Chương [11], một chỉ huy trưởng phòng An Ninh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iền Tráng Phi đã lập tức chuyển bức điện đã giải mã cho Chu Ân Lai, vì vậy một số lớn gián điệp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mới thoát khỏi lưới.
Dương Đăng Doanh, một đặc vụ thân Cộng làm ở Ban Điều tra Trung Ương Quốc Dân Đảng, biệt phái ở Thượng Hải. Khi Đảng cộng sản thấy đảng viên nào không đáng tin nữa, liền ra lệnh cho Dương đi bắt họ và đem đi hành quyết. Một cán bộ lão thành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ở Hà Nam, do làm mích lòng một đảng viên khác, vì thế liền bị phe của họ Dương giựt dây bầy mưu để tống giam ông ta vào nhà ngục của Quốc Dân Đảng trong nhiều năm.
Vào thời chiến tranh Giải Phóng [12] tình báo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cài được một tên nằm vùng là người rất thân cận với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13], đó là Lưu Phỉ, trung tướng và là thứ trưởng Bộ quốc phòng, và cũng là người nắm quyền điều động quân đội của Quốc Dân Đảng. Khi quân lính Quốc Dân Đảng còn chưa nhận được lệnh điều binh, thì tin tình báo đã lọt sang Diên An, tổng hành dinh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Quân Quốc Dân Đảng chưa đến thì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ã có kế hoạch phòng bị rồi. Có một lần Hùng Hướng Huy, bí thư và là tuỳ tùng thân tín của Hồ Tôn Nam [14] đã tiết lộ kế hoạch hành quân đánh Diên An cho Chu Ân Lai. Kết quả, khi Hồ Tôn Nam mang quân đến, chỉ thấy Diên An là cái thành trống không. Chu Ân Lai đã từng nói: “Mệnh lệnh tác chiến của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còn chưa đến các Tư Lệnh Bộ Binh của họ Tưởng, mà Mao chủ tịch đã thấy được rồi”.
6. Nhân di truyền thứ sáu: Trấn lột --- Trấn lột bằng thủ đoạn hoặc bạo lực, rồi thiết lập ‘trật tự mới’
Tất cả những gì Đảng cộng sản đạt được là từ cướp bóc mà ra. Khi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CSTQ) dựng lập Hồng Quân để cai trị bằng quân sự, thì chúng cần phải có tiền cho võ khí đạn dược, lương thực, và quần áo. Do đó, Đảng cộng sản phải ‘gây quỹ’ qua hình thức là dùng thủ đoạn trấn lột nhà giàu địa phương hoặc cướp ngân hàng, hành tung giống hệt băng đảng đi cướp bóc. Ví dụ Lý Tiên Niệm [15], một lãnh đạo cao cấp trong quân đội Hồng Quân, có nhiệm vụ là điều hành Hồng Quân đi bắt cóc những người nhà giàu trong vùng Ngạn Tây tỉnh Hồ Bắc. Chúng không những chỉ bắt một người, mà còn chọn ra mỗi dòng tộc giàu có, bắt cóc lấy một người. Người bị bắt vẫn được sống để chúng dùng họ mà tống tiền nhiều lần gia đình nạn nhân để lấy tiền phục vụ cho Hồng Quân. Chỉ đến chừng nào Hồng Quân thỏa mãn đòi hỏi hoặc gia đình nạn nhân đã cạn kiệt tiền tài, chúng mới thả người ra, phần nhiều là lúc họ sắp chết. Có những trường hợp do bị khủng bố và tra tấn quá nhiều, nên chưa về đến nhà thì họ đã chết.
Dưới chiêu bài “đả đảo địa chủ để lấy ruộ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riển khai rộng rãi thủ đoạn trấn lột ra toàn xã hội, thay thế truyền thống với ‘trật tự mới’ của Đảng.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m đủ điều ác, to có nhỏ có, và không làm được điều gì tốt cả. Nó thường dùng những món lợi nhỏ dụ dỗ người ta để xúi bẩy một số người đi tố cáo một số người khác. Kết quả là thiện lương và đạo đức trong xã hội bị hoàn toàn biến mất, và được thay thế bởi đấu tranh và giết chóc. “Cộng sản đại đồng” thực tế chính là đồng nghĩa với công khai trấn lột, cướp đoạt bằng bạo lực.
7. Nhân di truyền thứ bẩy: Đấu tranh — Tiêu hủy trật tự truyền thống và chế độ quốc gia
Lường gạt, xúi bẩy, lưu manh, thâm nhập nằm vùng đều là để cướp đoạt và đấu tranh. Triết lý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 triết lý đấu tranh. Cách mạng của Cộng sản quyết không phải chỉ có đấu tranh, và cướp bóc vô tổ chức. Mao nói rằng: “ Mục tiêu chủ yếu trong sự công kíck của nông dân là nhắm vào cường hào địa chủ, nhưng qua đó cũng đả phá sạch luôn tất cả các chế độ và các loại tư tưởng về gia pháp tổ tông, thanh lý tham quan ô lại, cũng như tập quán cũ của xóm làng.” [16]. Mao rõ ràng đã ra lệnh tiêu huỷ tất cả chế độ truyền thống và tập quán của nông thôn.
Đấu tranh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còn bao gồm cả đấu tranh võ trang. “Cách mạng không phải là mở tiệc đãi khách, không phải là ngâm thơ làm văn, không phải là vẽ tranh thêu thùa; nó không phải là một thứ trang nhã kiểu cách, êm đềm thư thả, nhẹ nhàng nho nhã, khiêm cung ôn hoà. Cách mạng là bạo lực, là giai cấp này dùng bạo lực lật đổ giai cấp kia”[17]. Khi cướp đoạt chính quyền, tất phải dùng tranh đấu bạo lực. Chỉ mấy chục năm sau, nhân di truyền về đấu tranh như vậy lại được Đảng cộng sản dùng để ‘giáo dục’ thế hệ kế tiếp trong Cách mạng Văn hoá.
8. Nhân di truyền thứ tám: Diệt -- Chế tạo một hệ thống lý luận hoàn chỉnh về diệt tuyệt quần thể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m rất nhiều việc gian ác, tuyệt tình nghĩa: hứa hẹn ‘thiên đường ở nhân gian’ cho trí thức, sau đó xếp họ vào ‘cánh Hữu’, rồi vào hàng thứ chín [18] của giai cấp thù địch và phải bị tiêu diệt cùng với địa chủ và các phần tử phản cách mạng. Nó còn làm những việc như cướp đoạt gia tài của các nhà tư bản và địa chủ, tiêu diệt địa chủ và phú nông, phá bỏ trật tự ở thôn quê, đảo lộn cướp đoạt chính quyền địa phương, bắt cóc tống tiền phú nông, tẩy não tù binh, cải tạo giai cấp công thương và tư bản, cài gián điệp và ly gián Quốc Dân Đảng, ly khai khỏi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rồi sau đó phản bội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trừ sạch phần tử đối lập qua nhiều cuộc vận động chính trị liên tiếp kể từ khi cướp được chính quyền năm 1949, đe doạ những đảng viên của mình, v.v., tất cả các việc làm đều rất tuyệt tình.
Tất cả những sự việc kể trên đều dựa trên nền tảng lý luậ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về diệt tuyệt quần thể. Mỗi một cuộc vận động chính trị trong lịch sử Đảng cộng sản đều là một chiến dịch khủng bố với ý định diệt sạch một quần thể dân chúng. Ngay từ đầu,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ã bắt đầu chế tạo liên tục một hệ thống lý luận hoàn chỉnh về diệt tuyệt quần thể, mà đến từ những lý luậ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như — giai cấp luận, cách mạng luận, đấu tranh luận, bạo lực luận, chính quyền chuyên chế luận, vận động luận, đảng phái chính trị luận,… — toàn là tổng hợp của các kinh nghiệm thực tiễn đủ loại đủ kiểu về diệt tuyệt quần thể.
Điểm đặc sắc nhất trong việc diệt tuyệt quần thể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 nó diệt tuyệt lương tri và nhân tính từ trên tư tưởng. Điều này phù hợp với phương pháp thống trị bằng bạo lực, khủng bố để phục vụ các lợi ích căn bản của tập đoàn. Nó phải tiêu diệt bạn vì bạn phản đối nó; nhưng cũng có thể phải tiêu diệt bạn chính vì bạn ủng hộ nó. Khi nó nhận thấy rằng cần phải tiêu diệt ai, thì nó phải tìm cách tiêu diệt. Vì vậy ai cũng cảm thấy nguy cơ bên mình, và đều sợ hãi Đảng cộng sản.
9. Nhân di truyền thứ chín: Khống chế - Dùng Đảng tính để khống chế toàn đảng, rồi giáo dục lại toàn dân và toàn xã hội.
Tất cả những nhân di truyền kể trên đều dẫn đến cùng một mục đích: khống chế với áp lực của sợ hãi khủng bố. Sự tà ác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ã khiến cho nó trở thành kẻ thù tự nhiên của mọi lực lượng xã hội. Ngay từ ngày thành lập,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ã giãy giụa trong từng cơn nguy cơ liên tiếp lần này rồi lần khác, mà nguy cơ lớn nhất luôn luôn là sự sống còn của nó. Nó tồn tại trong sợ hãi, vĩnh viễn có cảm giác nguy cơ. Thế nhưng, trong nguy cơ, sự sợ hãi đã trở thành lợi ích cao nhất cho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ó là duy trì sự tồn tại và quyền lực của tập đoàn Đảng cộng sản qua những đợt khó khăn. Để bù đắp cho sự suy yếu lực lượng, Đảng Cộng Sản phải thường xuyên bổ xung những điều tệ hại hơn ở bề mặt. Lợi ích của Đảng không phải là lợi ích cá nhân của bất cứ đảng viên nào, cũng không phải là tổng hợp các lợi ích cá nhân của đảng viên; mà là lợi ích của tập đoàn Đảng Cộng Sản, nó được đặt cao hơn tất cả những gì của cá nhân.
‘Đảng tính’ là một bản chất lợi hại nhất của con quỷ tà linh này. Nó có thể mở rộng vô hạn, nuốt trửng ‘nhân tính’, và biến người ta thành một năng lực bắt buộc phải phi nhân tính. Ví dụ Chu Ân Lai và Tôn Bính Văn đã từng là đồng chí. Sau khi Tôn Bính Văn qua đời, Chu Ân Lai đã nhận con gái của Tôn Bính Văn là Tôn Duy Thế làm con nuôi. Trong thời Cách mạng Văn hoá, Tôn Duy Thế bị đấu tố, và sau đó chết trong tù do một cái đinh dài được đóng vào đầu. Lệnh bắt Tôn Duy Thế chính là do cha nuôi của cô là Chu Ân Lai ký.
Một trong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thời kỳ đầu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CSTQ) vào thời chiến tranh Trung–Nhật là Nhậm Bật Thời được Đảng giao nhiệm vụ buôn bán nha phiến (ma tuý). Mà nha phiến là dấu hiệu của ngoại bang xâm lược Trung Quốc vào thời đó, bởi vì Anh Quốc đã dùng nha phiến xuất cảng sang Trung Quốc để làm kiệt quệ kinh tế Trung Hoa và khiến cho dân Trung Quốc bị nghiện ma tuý. Bất chấp sự chống đối nha phiến trên toàn quốc, Nhậm Bật Thời đã dám trồng nha phiến trên một vùng rộng lớn, chẳng kể đến nguy cơ bị dân tộc kết tội, thật ra là cần phải có chút ‘đảng tính’. Bởi vì tính chất bất hợp pháp và nhạy cảm của ‘nha phiến’, nên bấy giờ ĐCSTQ nói trại thành ‘xà phòng’. Khi buôn bán nha phiến với các quốc qia lân cận, lợi nhuận thu vào được dùng cho sự tồn tại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ến kỷ niệm 100 năm sinh nhật của Nhậm Bật Thời, một lãnh đạo thế hệ sau của ĐCSTQ đã phát biểu ca ngợi công lao của Nhậm Bật Thời: “Nhậm Bật Thời có phẩm giá cao, và là một đảng viên cộng sản gương mẫu. Ông ta tin tưởng kiên trì vào Đảng, và trung thành vô hạn với sự nghiệp của Đảng”.[19]
Trương Tư Đức cũng là một gương mẫu cho Đảng tính. ĐCSTQ nói rằng anh ta hy sinh do lò gạch sập đột ngột, còn người ta nói rằng anh ta chết khi đang chế biến nha phiến. Vì Trương Tư Đức là một người ít nói trong Đoàn cảnh vệ Trung Ương, không bao giờ đòi hỏi thăng chức, nên khi anh chết, mới nói rằng cái chết của anh “nặng tựa Thái Sơn” [20], có nghĩa là ám chỉ cuộc đời của anh ta rất quan trọng.
Sau này còn có một mẫu hình nữa là Lôi Phong, nổi tiếng với danh hiệu là “chiếc ốc vít không bao giờ han rỉ trong guồng máy cách mạng”. Trong một thời gian dài, cả Lôi Phong và Trương Tư Đức đều được dùng để giáo dục người dân Trung Quốc trung thành với Đảng Cộng Sản. Mao Trạch Đông có nói “ Sức mạnh của gương mẫu là vô biên”. Ngoài ra cũng có nhiều anh hùng khác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ược dùng để tuyên truyền “ý chí sắt thép và nguyên tắc của Đảng tính”.
Sau khi chiếm đoạt chính quyền, Đảng cộng sản càng phát triển rộng cái nhân di truyền về khống chế tư tưởng con người để chế tạo những “ốc vít” mới và ‘công cụ’ mới cho Đảng trong những thế hệ kế tiếp. Đảng tính được nhấn mạnh lên để trở thành một lối suy nghĩ nhất định, một mẫu hình cho các hành vi rập khuôn. Ban đầu, các khuôn mẫu cho hành vi Đảng tính chỉ dùng trong nội bộ Đảng, nhưng ngay sau đó đã mở rộng quy mô đến toàn dân toàn quốc. Dưới cái vỏ dân tộc, lối suy nghĩ và hành vi như thế được dùng để tẩy não người dân phải phục tùng theo cơ chế tà ác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
II. Lịch sử dựng nghiệp một cách bẩn thỉu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ĐCSTQ) mô tả lịch sử của mình là một lịch sử vẻ vang “liên tiếp đi từ thắng lợi này đến thắng lợi khác”. Khi cố gắng tự tô vẽ bộ mặt của mình trước công chúng chính là để hợp thức hoá sự cướp đoạt quyền lực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hực ra, lịch sử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không có gì vẻ vang cả. Chỉ bằng cách áp dụng 9 cái nhân di truyền là: tà ác, lường gạt, xúi bẩy, lưu manh, gián điệp, trấn lột, đấu tranh, diệt tuyệt, khống chế thì chúng mới có thể gây dựng và duy trì chính quyền .
1.Thành lập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 Lớn lên nhờ uống sữa Liên Xô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CSTQ) bảo với người dân rằng: “Cách mạng tháng Mười nổ phát pháo đầu tiên, đưa chủ nghĩa Marxism-Leninism đến với chúng ta”[21]. Tuy nhiên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khi mới thành lập, là một chi bộ Á châu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mà ngay từ đầu nó là một đảng phái chính trị bán nước.
Trong thời kỳ mới thành lập, ĐCSTQ không có tiền, không có lý luận, không có kinh nghiệm thực tiễn nào cả, lại càng không có cơ sở chủ yếu, gia nhập Đảng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chỉ là muốn tham dự và nương tựa vào cách mạng bạo lực của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Cách mạng bạo lực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ại Trung Quốc chỉ là một cái mạch tiếp nối theo cách mạng bạo lực từ giai đoạn của Marx và Lenin. Đảng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chính là bộ tổng chỉ huy cho sự đảo chánh chính quyền của các quốc gia trên toàn cầu, ĐCSTQ lúc đó chỉ là một chi bộ Đông Phương của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và chấp hành theo đường lối chủ nghĩa Đế Quốc của Hồng Quân Liên Xô. ĐCSTQ phải dựa vào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để trưởng thành kinh nghiệm trong sự cướp đoạt chính quyền bằng bạo lực và áp dụng chế độ độc tài chuyên chính của giai cấp vô sản. Đường lối chính trị, đường lối tư tưởng, và đường lối tổ chức đều phải tuân theo chỉ thị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ĐCSTQ cũng bắt chước đường lối bí mật và ngoài vòng pháp luật của các tổ chức phi pháp để tạo nên một phương thức tồn tại, áp dụng sự theo dõi và khống chế thật chặt chẽ.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không những là xương sống chính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mà còn hỗ trợ cho nó.
Tại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lần thứ nhất của Trung Cộng, Đảng chương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ược thông qua chính là do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soạn ra, bản Tuyên ngôn cũng được soạn theo chủ nghĩa Mác-Lê, đấu tranh giai cấp, chính quyền chuyên chế của giai cấp vô sản, học thuyết lập Đảng, đều căn cứ theo cương lĩnh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Linh hồ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à phẩm vật ngoại lai theo thể thức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Trần Độc Tú, một lãnh đạo của ĐCSTQ, đã từng có lần bất đồng ý kiến với đại biểu Ma-ring của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Ma-ring gởi một phong thư cho Trần Độc Tú, nói rằng nếu ông Trần là đảng viên thật sự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hì ông phải tuân theo mệnh lệnh từ Đảng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Dù Trần Độc Tú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người sáng lập ĐCSTQ, ông ta không làm được gì hơn là tuân theo mệnh lệnh của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Kỳ thực, ông ta và Đảng là chỉ lệ thuộc và hèn hạ khuất phục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Năm 1923, Trần Độc Tú đã công khai thừa nhận tại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ần thứ ba, rằng hầu hết các chi phí của Đảng là hoàn toàn do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chu cấp. Trong một năm,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đã cung cấp khoảng 200 ngàn đồng yuan cho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nhưng kết quả thu được không hài lòng mấy, và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trách các đồng chí Trung Quốc đã không nỗ lực đủ.
Theo một văn kiện đã giải mật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với thống kê chưa đầy đủ, từ tháng 10 năm 1921 đến tháng 6 năm 1922,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nhận 16.655 đồng yuan. Năm 1924 nhận 1.500 đô-la Mỹ và 31.927,71 đồng yuan; năm 1927 nhận 187.674 đồng yuan; mỗi tháng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chu cấp khoảng 20 ngàn đồng yuan. Những mánh khoé mà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thường dùng ngày nay —móc nối, đi cổng sau, mua chuộc, đút lót, thậm chí uy hiếp,… — đều đã được dùng từ thời bấy giờ. Đảng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từng phê bình nghiêm khắc các mánh khóe chạy chọt mà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hay dùng để xin tiền.
“Họ thường lợi dụng các nguồn chi phí khác nhau (ban liên lạc Quốc tế, các đại biểu của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các tổ chức quân sự,…) để xin cùng một ngân khoản, bởi vì nguồn chi phí này có thể không biết rõ nguồn chi phí kia đã chi khoản đó hay chưa… Điều tức cười là các đồng chí Trung Quốc không những đã biết được tâm lý của các đồng chí Liên Xô chúng ta, mà quan trọng hơn là họ còn biết cách đối xử khác biệt với từng đồng chí có trách nhiệm phê chuẩn cho từng ngân khoản. Một khi các đồng chí Trung Quốc hiểu rằng, ngân khoản sẽ không được chính thức thông qua, họ liền bắt đầu trì hoãn các buổi họp. Sau đó thậm chí có những thủ đoạn xảo trá như phao tin đồn kiểu như "nhân viên công tác địa phương có mâu thuẫn với Liên Xô, nên số tiền đó đã không cấp cho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mà cấp cho quân phiệt”.[22]
2. Quốc-Cộng hợp tác lần thứ nhất — Phụ thể ăn bám đào khoét tận đến tâm, và phá hoại Bắc phạt [23]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vẫn luôn bảo người dân rằng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đã phản bội Cách mạng Quốc Dân [24] khiến Đảng cộng sản đi vào cái thế bắt buộc phải khởi nghĩa võ trang.
Trên thực tế, Đảng Cộng Sản trong sự hợp tác Quốc-Cộng lần thứ nhất, là giống như một phụ thể bám chặt, ăn bám vào Cách mạng Quốc Dân để phát triển chính mình. Hơn nữa nó còn hăng hái phát động cuộc cách mạng do Liên Xô hậu thuẫn để chiếm đoạt quyền lực, nhưng cái tham vọng nắm quyền của nó, thực ra đã phá hoại và phản bội Cách Mạng Quốc Dân.
Tháng 7 năm 1922 trong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lần thứ nhì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bởi vì các đảng viên nôn nóng muốn giành chính quyền ngay, cho nên những người phản đối liên minh với Quốc Dân Đảng chiếm đại đa số trong Đại hội. Tuy nhiên khi nghị quyết được đưa lên quốc hội thì ‘thái thượng hoàng’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đã gạt bỏ quyết nghị và chỉ thị Đảng cộng sản phải gia nhập Quốc Dân Đảng.
Trong giai đoạn Quốc-Cộng hợp tác lần thứ nhất, tháng 1 năm 1925,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ử hành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tư tại Thượng Hải. Bấy giờ toàn thể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mới có 994 đảng viên, nhưng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ã đề xuất vấn đề lãnh đạo chính quyền Trung Quốc trước khi Tôn Dật Tiên [25] tạ thế vào ngày 12 tháng 3 năm 1925. Nếu Tôn Dật Tiên chưa tạ thế, thì chính ông ta, chứ không phải là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mới là nhân vật bị nhắm vào trong việc chiếm đoạt quyền hành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ược Liên Xô nâng đỡ,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ĐCSTQ) cứ mặc ý nắm quyền, và đã chiếm các vị trí lớn tại Quốc Dân Đảng trong thời gian Quốc-Cộng hợp tác: Đàm Bình Sơn (1886-1956, một trong những lãnh đạo ban đầu của ĐCSTQ ở tỉnh Quảng Đông) làm bộ trưởng Bộ Tổ chức Cán bộ Trung ương Quốc Dân Đảng, Phùng Cúc Pha (1899-1954, một trong những lãnh đạo ban đầu của ĐCSTQ) làm bí thư Bộ Công Nhân toàn quyền xử lý các sự vụ, Lâm Tổ Hàm (1886-1960, một trong những lãnh đạo đầu tiên nhất của ĐCSTQ) làm bộ trưởng Bộ Nông Dân cùng Bành Bái (1896-1929 một trong những lãnh đạo của ĐCSTQ) làm bí thư Bộ Nông Dân, Mao Trạch Đông làm quyền bộ trưởng Bộ Tuyên Truyền của Quốc Dân Đảng. Trường quân sự và chỉ huy quân đội luôn luôn là mục tiêu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Chu Ân Lai làm chủ nhiệm khoa Chính trị của trường quân sự Hoàng Phố, và Trương Thân Phủ ( 1893-1986 một trong những người sáng lập ĐCSTQ và là người giới thiệu Chu Ân Lai gia nhập ĐCSTQ) làm phó chủ nhiệm. Chu Ân Lai cũng kiêm nhiệm Trưởng Ban Quân pháp, và cài những cố vấn quân sự của Liên Xô vào các nơi. Có nhiều người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ược đưa vào làm giáo viên chính trị và giáo chức trong các trường quân sự của Quốc Dân Đảng, và làm đại biểu các cấp bậc khác nhau trong quân đội của Cách mạng Quốc Dân [26]. Chúng quy định rằng quân lệnh nào nếu không có đại diệ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ký thì mệnh lệnh đó không công hiệu. Nhờ vào việc phụ thể bám chặt và luồn lách vào Cách mạng Quốc Dân này mà kết quả là số đảng viên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tăng nhanh, từ dưới 1.000 người năm 1925 lên đến 30.000 người năm 1928.
Cách mạng Bắc phạt bắt đầu tháng 2 năm 1926. Nhưng từ tháng 10 năm 1926 cho đến tháng 3 năm 1927,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tổ chức ba cuộc bạo động võ trang tại Thượng Hải, sau đó tấn công vào trung ương quân Bắc phiệt, nhưng đã bị quân Bắc phiệt đánh bại, giải trừ võ trang. Các cuộc đình công tại Quảng Đông đã gây đụng độ võ trang với cảnh sát hàng ngày. Những tranh đấu đó đã dẫn đến quyết định đại thanh trừ Đảng Cộng Sản 'ngày 12 tháng 4' năm 1927 của Quốc Dân Đảng [27].
Tháng 8 năm 1927, các đảng viên Cộng sản trong Quân đội Cách mạng Quốc Dân đã phát động bạo lực tại Nam Xương, nhưng bị đàn áp ngay lập tức. Đến tháng 9, Đảng cộng sản lại phát động cuộc khởi nghĩa Mùa thu hoạch tại Trường Sa, và cũng bị đàn áp luôn. Bấy giờ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bắt đầu thực hành hệ thống khống chế trong quân đội theo kiểu “chi bộ Đảng là phải thành lập từ cấp đại đội trong quân đội”, và rút chạy về địa khu núi Cương Sơn tỉnh Giang Tây [28] và thiết lập chính quyền cục bộ nông thôn ở đó.
3. Bạo động nông dân tại Hồ Nam — Phát động bọn vô lại xã hội tạo phản.
Trong cuộc Bắc phạt, lúc quân Cách mạng Quốc Dân đang lâm chiến với quân phiệt, thì Đảng cộng sản xúi giục tạo phản ở nông thôn để cướp đoạt quyền lực.
Cuộc vận động nổi dậy của nông dân tại Hồ Nam năm 1927, là bạo loạn của bọn lưu manh, cặn bã của xã hội, cũng giống như cuộc nổi dậy tiếng tăm của Công Xã Pa-ri năm 1871 (khởi nghĩa Cộng Sản đầu tiên). Nhân dân Pháp và người ngoại quốc tại Pa-ri đã chứng kiến Công xã Pa-ri chính là bạo loạn của một đám quân vô lại, mang tính phá hoại và không có lý tưởng gì. Chúng ở những lâu đài xa hoa, tiêu xài hoang phí, chơi bời khoái lạc, hưởng thụ nhất thời, chứ không lo nghĩ đến tương lai. Trong thời kỳ bạo loạn của Công xã Pa-ri, chúng cấm báo chí. Chúng bắt Georges Darboy (người thuyết giáo cho nhà vua) làm con tin và sau đó bắn chết ông ta. Chúng tiêu khiển bằng cách giết hại tàn độc 64 giáo sĩ, đốt cung điện, đập phá dinh thự của quan chức, nhà cửa của dân chúng, cũng như tượng đài và cột khắc. Trước đó Pháp là quốc gia giàu có nhất nhì ở Âu Châu, nguy nga cũng vào bậc nhất. Tuy nhiên trong cuộc nổi dậy của Công xã Pa-ri, điện đài bị đốt thành tro, dân chúng bị tàn sát thành xương khô. Tai họa thảm khốc tàn ác như thế, lịch sử xưa nay thật hiếm có.
Mao Trạch Đông thừa nhận: “Nông dân đúng là có phần ‘làm loạn’ làng thôn. Nông hội có quyền lực cực cao, khộng cho phép địa chủ mở miệng, mà còn tước đoạt quyền tự do đó. Điều này cũng bằng như đã đánh địa chủ gục xuống đất, rồi còn dẫm đạp lên nữa. Nông dân đe doạ: ‘ bọn tao sẽ cho mày vào danh sách bọn phản động!’ Người giàu bị phạt tiền, bị bắt đóng góp, ghế kiệu cũng bị đập bể nát. Gia đình nào có người phản đối Nông hội, thì đội nông dân xông thẳng vào nhà họ giết heo lấy thóc lúa, còn dẫm đạp, nhổ nước bọt lên giường khảm ngà của tiểu thư con nhà giàu. Ai mà hé miệng một chút liền bị chụp mũ giấy cao trên đầu rồi trói lôi đi khắp làng, và mắng chửi họ rằng: ‘Thằng địa chủ bần tiện kia! Hôm nay mày đã biết chúng ta là ai chưa!’ Chúng muốn sao làm vậy, đảo lộn tất cả mọi thứ bình thường, và chúng đã tạo nên một loại hiện tượng khủng bố như thế ở thôn quê.” (Mao 1927)
Và Mao còn tán dương: “Nói trắng ra. Nông thôn chỗ nào cũng cần phải trải qua một thời kỳ khủng bố như vậy. Nếu không thì không cách nào dẹp yên bọn phản cách mạng ở nông thôn, lại càng không thể lật đổ quyền lực của bọn nhà giàu. Phải đẩy con người ta đến cùng cực thì uốn nắn sai tất phải đúng, nếu không thì sai không bao giờ thành đúng được… Trong thời cách mạng, tưởng như đó là những hành xử ‘thái quá’, nhưng thực ra đó là những gì mà cách mạng cần.” (Mao 1927)
(Bài 2 còn tiếp)

(Bài 2 tiếp theo)

Cách mạng của Cộng Sản đã dựng lập một hệ thống khủng bố.
4. Đánh Nhật phía bắc — Thất bại trốn chạy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vẫn tuyên truyền rằng cuộc trường chinh của mình là cuộc chiến chống Nhật. Nó thổi phồng cho đó là thần thoại cách mạng của Trung Quốc, là ‘bản Tuyên ngôn’, là ‘đội tuyên truyền’, là ‘ guồng máy gieo mầm', là bước ngoặc đư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ến thắng lợi và đưa kẻ thù đến thất bại.
Đó là tuyên truyền bậy bạ quá trắng trợn. Cuộc ‘bắc tiến kháng Nhật’ là che đậy cho sự thất bại thảm hại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ừ tháng 10 năm 1933 đến tháng 1 năm 1934,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tiếp chịu thua trận hoàn toàn. Trong cuộc tấn công lần thứ năm của Quốc Dân Đảng nhằm bao vây và tiêu diệt Đảng Cộng Sản, thì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ã lần lượt mất các căn cứ nông thôn cái này tới cái khác. Hồng Quâ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buộc phải trốn chạy. Đó chính là gốc thực sự của cuộc trường chinh.
Cuộc trường chinh thực ra là nhắm vào việc phá vỡ vòng vây, chạy sang vùng Ngoại Mông Cổ để cùng với quân Liên Xô làm thành một vòng cung từ Tây sang Đông. Như vậy với phía tây giáp Ngoại Mông Cổ, nếu không thủ được sẽ rút lui về Liên Xô ở phía bắc.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gặp rất nhiều khó khăn trong cuộc hành quân đến địa khu Ngoại Mông Cổ. Họ chọn con đường đi qua Sơn Tây và Tuy Viễn, một mặt có thể che đậy nói rằng họ lên vùng phía bắc kháng Nhật để lấy lòng người dân, một mặt vừa an toàn vì ở đó không có quân Nhật. Bấy giờ quân Nhật chiếm giải Vạn Lý Trường Thành lập thành chiến tuyến. Sau một năm, khi quân trường chinh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thoát đến Thiểm Bắc thì Hồng Quân chủ lực giảm từ 800 ngàn xuống còn khoảng 6 ngàn.
5. Biến cố Tây An — Quỷ kế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quay lại ăn bám một lần nữa
Tháng 12 năm 1936, Trương Học Lương và Dương Hổ Thành (hai tướng của Quốc Dân Đảng) bắt cóc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ở Tây An. Sự kiện này sau được gọi là biến cố Tây An .
Theo sách giáo khoa mà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CSTQ) viết cho dân chúng, thì biến cố Tây An là do hai tướng Trương, Dương muốn ‘can gián bằng quân lực’nên mang tối hậu thư sống hay chết cho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bắt ép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phải chọn con đường chống bọn Nhật xâm lăng, đồng thời mời đại biểu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 Chu Ân Lai sang thương lượng một giải pháp hòa bình. Dưới sự trung gian của các nhóm khác nhau trong toàn quốc, biến cố này đã giải quyết hoà bình, và nhờ vậy kết thúc 10 năm nội chiến, Đảng Cộng Sản và Quốc Dân Đảng lại hợp tác thành một liên minh quốc gia chống Nhật. Sách lịch sử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viết rằng biến cố này là then chốt chuyển Trung Quốc ra khỏi sự nguy cơ.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ã tự tô vẽ mình như một đảng phái yêu nước, và chúng thực thi vì lợi ích quốc gia
Thực ra càng ngày càng có nhiều tài liệu vạch trần sự kiện này. Trước ngày biến cố Tây An, ĐCSTQ đã tụ tập rất nhiều gián điệp quanh Dương Hổ Thành và Trương Học Lương. Ví dụ: Lưu Đỉnh một đảng viên nằm vùng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do Tống Khánh Linh, (vợ của Tôn Dật Tiên, chị của bà Tưởng và là một đảng viê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giới thiệu trở thành người thân tín của Trương Học Lương, và đã có công trong biến cố Tây An. Sau này khi luận công trạng, Mao Trạch Đông biểu dương: “Biến cố Tây An, Lưu Đỉnh có công lớn”. Phu nhân Tạ Bảo Chân, vợ của Dương Hổ Thành, là đảng viên Đảng Cộng Sản, và làm việc trong Ban chính trị quân đội của Dương Hổ Thành. Cô ta đã được Đảng Cộng Sản phê chuẩn kết hôn với Dương Hổ Thành vào tháng 1 năm 1928. Đảng viên Vương Bình Nam, sau này trở thành Thứ trưởng bộ Ngoại giao ĐCSTQ, bấy giờ là thượng khách gia đình họ Dương. Chính những người cộng sản thân tín này ở chung quanh hai tướng Trương, Dương đã trực tiếp xúi dục họ làm phản trong cuộc binh biến này.
Trước khi xảy ra biến cố, ban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ều muốn ám sát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để trả thù. Lúc ấy quân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óng tại Thiểm Bắc quá ít ỏi, lâm vào cảnh khốn cùng, có thể bị tiêu diệt chỉ trong một trận. Do đó ĐCSTQ dở mánh khoé lừa dối gian manh xúi dục hai tướng Trương, Dương làm phản. Nhưng Liên Xô lại muốn cầm chân quân Nhật, không muốn quân Nhật dễ bề tấn công Liên Xô từ phía nam, nên Stalin đã tự viết thư cho trung ươ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à không được giết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mà phải quay lại hợp tác với Quốc Dân Đảng lần thứ hai. Mao Trạch Đông và Chu Ân Lai cũng nhận định rằng, với quân lực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quá yếu, họ không thể nào thắng được Quốc Dân Đảng, cho dù có ám sát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được, thì khi quân Quốc Dân Đảng đến báo thù,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sẽ bị tiêu diệt mất. Do vậy, Đảng Cộng Sản thay đổi kế hoạch, lấy hợp tác đánh Nhật làm danh nghĩa, bắt ép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đồng ý hợp tác Quốc-Cộng lần thứ hai.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ban đầu sách động binh biến nhằm ám toán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nhưng sau lại xoay lại, đóng vai người hùng trên sân khấu, bắt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phải chấp nhận Đảng Cộng Sản lần thứ hai. Đảng Cộng Sản không những thoát được nguy cơ diệt vong, mà còn được thêm một cơ hội ăn bám lần thứ hai vào chính phủ Quốc Dân Đảng. Không lâu sau đó, Hồng Quân trở thành đoàn Bộ Binh số 8, lại có cơ hội phát triển lớn mạnh hơn xưa. Sự gian giảo, dối trá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thật là xứng danh cao thủ.
6. Chiến tranh kháng Nhật — Mượn dao giết người, để bành trướng bản thân
Trong sách giáo khoa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Cộng viết là, Đảng cộng sản lãnh đạo chiến tranh kháng Nhật đến thắng lợi.
Thực ra khi chiến tranh đánh Nhật bùng nổ, Quốc Dân Đảng có hơn 1.7 triệu quân võ trang, chiến hạm có sức bài nước 110 ngàn tấn, và khoảng 600 phi cơ chiến đấu các loại. Trong khi đó tổng số quâ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kể cả Bộ Binh Tân Tứ thành lập vào tháng 11 năm 1937, không quá 70 ngàn người, đã thế còn bị chia năm xẻ bảy vì tranh quyền chính trị trong nội bộ. Nó yếu đến nỗi chỉ cần một trận chiến là có thể bị tiêu diệt hoàn toàn. ĐCSTQ biết rõ nếu thật sự xuất quân đánh Nhật, thì sẽ nắm chắc phần thua và mất binh quyền. Trong mắt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vấn đề “thống nhất chiến tuyến” với Quốc Dân Đảng, là để chiếm đoạt quyền lãnh đạo, chứ không phải vì sự tồn vong của dân tộc Trung Hoa, do đó phương châm cho kế hoạch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 “trong quá trình hợp tác, nhất định phải đấu tranh để tranh thủ các vị trí lãnh đạo, nhưng chỉ nói điều này trong nội bộ Đảng”.
Sau biến cố 18 tháng 9 năm 1931, quân Nhật chiếm đóng thành phố Thẩm Dương, từ đó làm chủ một vùng rộng lớn ở đông bắc Trung Quốc.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chiến đấu sát vai với quân xâm lược Nhật Bản để đánh bại quân Quốc Dân Đảng. Trong tuyên ngôn biến cố Mãn Châu, viết để đáp ứng sự xâm lăng của quân Nhật,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kêu gọi nhân dân toàn quốc lật đổ chính phủ Dân Quốc: “Ở khu vực Quốc Dân Đảng thống trị, thì công nhân phải bãi công, nông dân bạo động, học sinh bãi khoá, dân nghèo bỏ việc, quân sỹ tạo phản”.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tay vẫy cao lá cờ kháng Nhật, nhưng bên trong đang gom góp quân địa phương cùng du kích và di chuyển đại đa số quân binh khỏi chiến tuyến, chỉ để lại rất ít quân đánh Nhật. Ngoại trừ vài trận, trong đó có trận Bình Hình Quan, Đảng Cộng Sản không đóng góp gì trong cuộc chiến chống Nhật. Thay vào đó, nó tập trung năng lực vào việc mở rộng địa bàn hoạt động. Khi quân Nhật đầu hà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hâu nạp hàng binh vào lực lượng của nó, rồi thổi phồng mà tuyên bố rằng quân đội Cộng Sản có hơn 900 ngàn quân chính quy cộng với 2 triệu dân quân. Thực tế chỉ có quân Quốc Dân Đảng đã ra chiến trường đánh Nhật, bị chết hơn 200 viên tướng trong trận chiến này, trong khi đó, Đảng Cộng Sản hầu như không mất một viên tướng nào. Tuy nhiên,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vẫn luôn luôn tuyên truyền với dân chúng rằng Quốc Dân Đảng không đánh Nhật, mà là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dẫn dắt nhân dân đến thắng lợi lớn lao.
7. Chỉnh phong tại Diên An — Chế tạo một phương pháp đàn áp tàn bạo khủng khiếp
Chiêu bài ‘kháng Nhật’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thu hút được vô số thanh niên yêu nước đến Diên An, nhưng cũng chính tại ‘cái nôi cách mạng’ này,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thi triển cuộc ‘chỉnh phong’ (chỉnh đốn nội bộ), đàn áp hàng ngàn hàng vạn thanh niên cách mạng. Sau khi chiếm được chính quyền toàn quốc, ĐCSTQ vẫn miêu tả Diên An là “thánh địa” cách mạng, nhưng họ dấu nhẹm tội ác về cuộc chỉnh phong này.
Cuộc vận động ‘chỉnh phong’ Diên An là trò biểu diễn quyền lực khủng bố nhất, hắc ám nhất, tàn bạo nhất trong lịch sử con người. Lấy danh nghĩa dọn sạch những độc hại của giai cấp tiểu tư sản, ĐCSTQ đã loại trừ hết tất cả những giá trị của con người như văn minh, độc lập, tự do, dung nhẫn, tôn nghiêm. Bước một của cuộc chỉnh phong là lập hồ sơ nhân sự cho từng đồng chí, gồm có (1) lý lịch tự thuật, (2) niên phổ văn hoá chính trị mà ghi chép toàn bộ quá trình chính trị và đào tạo, (3) quan hệ gia đình và quan hệ xã hội, (4) tự thuật của cá nhân về quá trình biến đổi tư tưởng, (5) kiểm thảo Đảng tính.
Như vậy mỗi hồ sơ nhân sự có đủ các thứ như: những ai mà cá nhân đó đã từng có tiếp xúc trong đời, những việc xảy đến trong đời kèm theo thời gian, địa điểm. Đương sự được yêu cầu khai đi khai lại nhiều lần, nếu Đảng thấy có chỗ không thống nhất lập tức đặt vấn đề nghi vấn. Phải ghi tất cả những hoạt động xã hội và quan hệ cá nhân, nhất là những ai liên quan đến việc gia nhập Đảng. Phải khai kỹ nhận thức cá nhân về các hoạt động xã hội này. Quan trọng nhất là bản kiểm thảo Đảng tính, cá nhân phải thú tội nếu có bất cứ tư tưởng, hoặc hành vi chống Đảng trong tư duy, lời nói, thái độ công tác, sinh hoạt hàng ngày, cho đến mọi giao tiếp xã hội. Tìm tòi kiểm tra xem sau khi vào Đảng hoặc nhập ngũ rồi có theo đuổi lợi ích cá nhân gì không, có lợi dụng công tác cho lợi ích riêng hay không, có dao động nghi ngờ tương lai của cách mạng hay không, có sợ chết khi ra trận không, cho đến nhớ nhà nhớ người thân hay không. Bởi vì không có một tiêu chuẩn khách quan để đánh giá, nên một khi xoi mói ra, thì hầu như ai cũng bị phát hiện là có vấn đề.
Khi điều tra cán bộ, Đảng Cộng Sản xử dụng các thủ đoạn để bắt buộc họ ‘cung khai’, rồi dùng để thanh lý ‘gian tế nội bộ’, tất nhiên phải sinh ra vô số bản án oan ức, giả tạo, sai lầm, rất nhiều cán bộ bị hành quyết. Thời chỉnh phong, Diên An được coi là một “nhà ngục tẩy sạch nhân tính”. Một tổ công tác thẩm sát vào đóng trong trường đại học Quân Chính để thẩm tra cán bộ, gây một cuộc khủng bố Đỏ đẫm máu suốt hai tháng. Đủ các thủ đoạn vô nhân tính: cá nhân tự khai, tự khai trước mặt người khác, nhóm khuyến cáo, năm phút khuyến cáo, nói chuyện riêng, mở hội báo cáo, truy tìm củ cải (ám chỉ cán bộ nào ngoài đỏ trong trắng, ngoài miệng theo cộng sản còn bên trong thì không), ‘ghi hình’ (đưa một nhóm lên trên khán đài để người khác quan sát, hễ ai có gì bất thường, lập tức đặt vấn đề nghi vấn và cho đi điều tra).
Ngay cả những đại biểu từ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cũng chịu không nổi, nói rằng tình hình Diên An đầy tang khí. Người ta không ai dám giao tiếp với ai, ai cũng bụng đầy quỷ kế. Ai cũng căng thẳng và lo sợ, thậm chí thấy bạn bị phỉ báng chịu oan cũng không dám hé miệng nói một lời, chỉ lo bảo vệ tính mạng của mình thôi. Kẻ lưu manh côn đồ— a dua nịnh hót, nhục mạ người khác, lươn lẹo lừa dối —thì lại được trọng dụng. Sống ở Diên An thật là tủi nhục. Con người bị áp lực gần như phát điên, chỉ biết lo cho tính mạng và bát cơm của mình, quên cả liêm sỉ, quên cả bạn bè, không còn dám hé răng nói gì khác ngoài tụng đi tụng lại những bài viết của lãnh tụ Đảng.
Sau này khi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oạt được chính quyền trong tay, đã chiếu theo kiểu đàn áp này trong tất cả các vận động chính trị.
8. Ba năm nội chiến Quốc-Cộng — Bán nước để đoạt quyền
Cách mạng giai cấp tư sản tháng 2 năm 1917 tại Nga là một cách mạng ôn hoà. Sa Hoàng xem trọng quốc gia dân tộc, chỉ thoái vị chứ không phản kháng đến cùng. Lê-Nin đã vội vàng từ Đức quay trở về Nga, phát động cuộc thay đổi chính trị một lần nữa, trong danh nghĩa cách mạng mà sát hại những người giai cấp tư sản vừa mới lật đổ Sa Hoàng, vì vậy đã bóp chết cách mạng Tư sản ở nước Ng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ũng theo cách của Lenin, cướp trắng thành quả của Quốc Dân Đảng. Ngay sau khi quân Nhật bại trận,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phát động cuộc chiến tranh “giải phóng”(1946-1949) để lật đổ chính phủ Quốc Dân Đảng, mang tai họa chiến tranh cho Trung Quốc một lần nữ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nổi tiếng với lối đánh biển người, thí quân chịu đạn. Các trận đánh với quân Quốc Dân Đảng tại Liêu Tây - Thẩm Dương, Bắc Kinh - Thiên Tân, cũng như tại Hoài Hải[31], đã dùng chiến thuật lấy thịt người làm bia đỡ đạn, một chiến thuật nguyên thuỷ nhất, dã man và vô nhân đạo nhất. Khi vây hãm Trường Xuân ở đông bắc Trung Quốc, để cắt đứt mọi nguồn cung ứng lương thực, Quân đội Giải Phóng được lệnh cấm không cho một người dân thường nào rời thành phố. Kết quả là sau khi bị vây hãm trong hai tháng, những người bị chết đói chết rét gần 200 ngàn người. Nhưng quân giải phóng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vẫn không cho dân thường ra vào. Tuy nhiên sau khi trận chiến chấm dứt ,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không một chút hổ thẹn mà vẫn tuyên truyền rằng “giải phóng Trường Xuân không phí một viên đạn”.
Từ năm 1947 đến năm 1948,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ký với Liên Xô “Hiệp định Cáp Nhĩ Tân”, và “Hiệp định Mạc Tư Khoa” giao nộp quyền lợi và tài nguyên quốc gia tại vùng đông bắc Trung Quốc, để đổi lấy ủng hộ toàn diện về ngoại giao và quân sự từ Liên Xô. Trong những hiệp định song phương này, Liên Xô cung cấp 50 phi cơ cho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tất cả võ khí Liên Xô cướp được từ quân Nhật đã đầu hàng sẽ được bàn giao cho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àm hai đợt, và Liên Xô sẽ bán với giá rẻ đạn dược và quân dụng mà Liên Xô quản lý ở vùng đông bắc. Nếu Quốc Dân Đảng dùng Lục quân, Không quân tấn công lên vùng đông bắc, thì Liên Xô sẽ bí mật phối hợp với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tác chiến. Ngoài ra Liên Xô còn hỗ trợ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oạt chính quyền tại Tân Cương thuộc tây bắc Trung Quốc; xây dựng lực lượng không quân liên hợp Nga-Trung, cung cấp quân trang cho 11 sư đoàn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huyển một phần ba võ khí Mỹ viện trợ cho Liên Xô đến đông bắc Trung Quốc (trị giá khoảng 13 tỉ Mỹ kim).
Để có hỗ trợ từ Liên Xô,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am kết cho Liên Xô có đặc quyền giao thông bằng đường bộ và đường không ở vùng đông bắc; cung cấp cho Liên Xô các tin tình báo về hoạt động quân sự của Quốc Dân Đảng và Mỹ Quốc; cung cấp sản phẩm chiến lược của vùng đông bắc (bông gòn, đậu) và quân dụng cho Liên Xô, để đổi lấy võ khí tối tân. Liên Xô được quyền ưu tiên khai thác khoáng sản Trung Quốc, được quyền đóng quân tại Tân Cương, và mở Cục tình báo Viễn đông tại Trung Quốc. Nếu chiến tranh Âu Châu bùng nổ, thì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sẽ phái 100 ngàn quân viễn chinh và 2 triệu người lao động để hỗ trợ Liên Xô. Ngoài r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am kết sẽ chuyển một số đặc khu tỉnh Liêu Ninh, và tỉnh An Đông sang nhập vào Đại Hàn.
******************
III. Biểu hiện những nhân di truyền tà ác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1. Đặc trưng của lịch sử Đảng Cộng Sản — cảm giác lo sợ bất tận
Cảm giác vĩnh viễn sợ hãi là đặc trưng lớn nhất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trong lịch sử Đảng, đã khiến vấn đề sinh tồn trở thành lợi ích tối cao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ợi ích đó đã được sử dụng để vượt qua nỗi lo sợ về sinh tồn mà ẩn dấu dưới cái vỏ bề ngoài không ngừng biến đổi của nó. Đảng Cộng Sản giống như các tế bào ung thư ác tính, phân tán và thâm nhập mỗi một bộ phận trong thân thể, giết hại các tế bào tốt, phát triển độc tố mà không thể kiềm chế nổi. Trong chu kỳ lịch sử của chúng ta, xã hội chưa thể giải quyết cái nhân biến dị như là Đảng cộng sản và không có cách nào khác hơn là để nó lan tràn tự do. Cái nhân di truyền biến dị này mạnh mẽ hung hăng đến độ không có gì trong vòng phát triển của nó mà có thể làm ngưng nó lại, kết quả khiến xã hội càng ngày càng trở nên ô nhiễm,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hoặc các nhân di truyền của Cộng Sản càng ngày càng lan tràn tới những vùng rộng lớn hơn. Những nhân di truyền độc hại đó đã không ngừng được Đảng cộng sản lợi dụng và tăng cường, khiến xã hội nhân loại cùng với đạo đức và giá trị nhân văn căn bản ngày càng tệ hại.
Đảng Cộng Sản không có đức tin, và phủ nhận niềm tin vào nguyên tắc đạo nghĩa mà con người xưa nay vẫn nhìn nhận. Tất cả những nguyên tắc của Đảng hoàn toàn áp dụng để phục vụ cho lợi ích tuyệt đối của tập đoàn này. Căn bả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 ích kỷ, không có một nguyên tắc nào có thể kiềm chế hoặc khống chế dục vọng của nó. Dựa trên nguyên tắc của chính nó, Đảng Cộng Sản cần liên tục thay đổi cái vỏ bề ngoài, bằng cách khoác lên các bộ áo mới. Trong giai đoạn đầu khi sự sinh tồn của nó còn mong manh,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úc ăn bám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lúc ăn bám Quốc Dân Đảng, ăn bám chính phủ Quốc dân, ăn bám cuộc Cách mạng Quốc Dân. Sau khi cướp đoạt chính quyền, Đảng Cộng Sản lại tiếp tục gắn nó vào các loại chủ nghĩa cơ hội khác nhau, gắn vào dân ý dân tình, gắn vào các loại cơ chế xã hội và thủ đoạn, gắn vào mọi thứ để trục lợi. Mỗi lần lâm nguy, đối với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 một cơ hội thi triển thủ đoạn các loại để gom thâu quyền lực và làm mạnh mẽ các thủ đoạn khống chế.
2. Những ‘bửu bối’ tà ác để lập Đảng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ảng Cộng Sản tuyên bố rằng thắng lợi cách mạng có được là nhờ vào ba ‘bửu bối’: thống nhất chiến tuyến, đấu tranh võ trang, và kiến thiết của Đảng. Qua Quốc Dân Đả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hu thập thêm bài học với hai điều mới: tuyên truyền và gián điệp. Những đại ‘bửu bối’ ấy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ều xuyên suốt trong đó với chín yếu tố di truyền của Đảng: tà ác, lừa dối, xúi bẩy, lưu manh, gián điệp, trấn lột, đấu tranh, diệt tuyệt, khống chế.
Chủ nghĩa Marxism-Leninism là tà ác trong bản chất. Oái ăm thay, đảng viên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thực ra không hiểu chủ nghĩa Marxism-Leninism là gì. Lâm Bưu [32] từng nói: chẳng có mấy đảng viên thực sự đọc tác phẩm của Karl Marx và Lenin. Một đảng viên được công chúng coi là nhà tư tưởng như Cù Thu Bạch [33] cũng thú thật rằng bản thân ông mới đọc một phần rất nhỏ các tác phẩm của Marx và Lenin. Tư tưởng Mao Trạch Đông là cải biên của chủ nghĩa Mác-Lê khi ứng dụng vào nông thôn, với chủ trương kích động nông dân tạo phản. Lý luận của Đặng Tiểu Bình là thuộc giai đoạn sơ khởi của chủ nghĩa xã hội và gắn thêm cái tên chủ nghĩa tư bản vào. Còn thuyết “tam đại biểu” [34] của Giang Trạch Dân thì chẳng có gì trong đó.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hưa bao giờ thực sự hiểu chủ nghĩa Marxism-Leninism là gì, mà chỉ kế thừa đặc tính tà ác của nó, hơn nữ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òn nhét thêm vào đó những thứ tà ác hơn.
Đặc biệt là bửu bối ‘thống nhất chiến tuyến’ do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ề xuất, chính là thủ đoạn lừa dối và mua chuộc nhằm lợi dụng nhất thời. Nhờ ‘thống nhất chiến tuyến’,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từ tình trạng độc thân mà trở thành một băng đảng lớn mạnh, mà thay đổi tỉ số bạn bè của nó thành tỉ số kẻ thù của nó. Thống nhất thì cần phải phân biệt: nhận rõ ai là bạn và aí là kẻ thù, ai thuộc phe Tả, ai thuộc cánh Hữu và ai ở giữa; ai cần thân thiện và làm thân khi nào, ai phải tấn công và vào lúc nào. Nó cũng dễ dàng xem kẻ thù khi trước trở thành bè bạn, nhưng sau đó lại coi như kẻ thù. Ví dụ, thời kỳ cách mạng Dân Chủ,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oàn kết với giai cấp tư sản, đến thời cách mạng Xã hội chủ nghĩa thì tiêu diệt giai cấp tư sản. Một ví dụ nữa là, lãnh đạo của những đảng phái dân chủ như Chương Bá Quân [35], La Long Cơ [36], đều được xem là các ủng hộ viên cho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trong thời kỳ chiếm đoạt chính quyền, nhưng sau đó nó lại khép họ theo ‘cánh Hữu’ để tiêu diệt họ.
3.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 lưu manh chuyên nghiệp.
Đảng Cộng Sản thành thạo món công phu hai mặt nhuyễn công và, ngạnh công. Nhuyễn công (mềm) bao gồm: tuyên truyền, thống nhất chiến tuyến, ly gián, đặc vụ, phản gián, dao hai lưỡi, vuốt ve lòng người, tẩy não, vu khống, lừa dối, bưng bít sự thật, khủng bố tâm lý, đe dọa tinh thần. Khi sử dụng các thủ đoạn này,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ã tạo ra triệu chứng của bệnh sợ hãi trong lòng người dân mà đẩy họ đến cùng tột để quên đi dễ dàng các sai lầm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òn nhuyễn công chủ yếu là để tiêu diệt nhân tính, khuyếch trương ác tính. Ngạnh công (cứng) gồm có: bạo lực, đấu tranh võ trang, trấn áp, vận động chính trị (chỉnh phong, cách mạng văn hoá,…), sát nhân diệt khẩu, bắt cóc, thanh trừ bất đồng ý kiến, võ đấu, đàn áp có tính cách chu kỳ,… Đòn ngạnh công giúp Đảng Cộng Sản chế tạo và duy trì khủng bố.
Nhuyễn công và ngạnh công kết hợp thành thạo: khi lỏng khi chặt, có khi nới lỏng bề ngoài nhưng thắt chặt bên trong. Lúc ‘nới lỏng’, Đảng Cộng Sản khích lệ mọi người bày tỏ ý kiến khác nhau, nhưng khi dụ rắn ra khỏi hang rồi, thì khi ‘xiết chặt’ sau đó là lúc thanh trừng họ.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úc nào cũng lấy chiêu bài “dân chủ” để thách thức Quốc Dân Đảng, nhưng các phần tử trí thức tại khu vực Đảng Cộng Sản khống chế mà không đồng ý kiến với Đảng thì họ sẽ bị tra tấn hoặc ngay cả bị chặt đầu. Điển hình là “sự kiện hoa bách hợp dại” (hoa li-li dại): trong đó nhà trí thức Vương Thực Vị (1906- 1947) người đã viết bàí văn “Hoa bách hợp dại” để bày tỏ lý tưởng của ông ta về công bằng, dân chủ và chủ nghĩa nhân đạo liền bị kiểm điểm và ngược đãi trong cuộc vận động chỉnh phong Diên An, rồi sau bị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hém bằng rìu cho đến chết năm 1947.
Theo hồi ức một cán bộ kỳ cựu, trước đã từng sống qua cuộc vận động chỉnh phong Diên An, kể rằng bấy giờ bị lôi đi thẩm vấn, rồi bị cưỡng ép mạnh mẽ để cung khai, điều duy nhất anh ta có thể làm là phản bội lương tri của chính mình và nói dối. Sau đó quá đau khổ vì đã làm liên luỵ đến đồng chí, và thấy rằng không thể tự tha thứ cho mình được, nên muốn tìm đến cái chết. Trùng hợp thay, lúc quẫn trí ấy, thấy một khẩu súng đặt ngay trên bàn, anh ta bèn chụp lấy, tự dí súng vào đầu và bóp cò. Súng không có đạn! Cán bộ thẩm tra anh ta bước vào phòng, nói: “Làm sai mà thừa nhận là tốt rồi. Chính sách của Đảng là khoan hồng. Như vậy, qua sự việc này Đảng biết anh đã đến chỗ cùng cực rồi, biết anh thật lòng “trung thành” với Đảng. Vậy là vượt qua thử thách rồi”. Đảng Cộng Sản nói chung thường đặt người ta vào tử địa lúc đầu rồi sau đó thích thú nhìn sự đau đớn và sỉ nhục của họ. Khi người ta đã tới giới hạn và chỉ mong được chết cho hết đau đớn, thì Đảng Cộng Sản lại “tử tế” thò mặt ra để chỉ cho họ một con đường sống. Có câu “ thà sống hèn hạ còn hơn là chết như anh hùng”. Họ sẽ biết ơn Đảng như là một vị cứu tinh. Nhiều năm sau, người cán bộ này ở Hương Cảng đã biết đến Pháp Luân Công, một môn khí công tu luyện mà khởi đầu ở Trung Quốc, và thấy rằng học Pháp Luân Công tốt lắm. Tuy nhiên khi sự đàn áp Pháp Luân Công bắt đầu năm 1999, hồi ức khủng khiếp kia quay trở lại ám ảnh, và ông ta không dám nói Pháp Luân Công tốt nữa.
Hoàng đế cuối cùng của Trung Quốc, Phổ Nghi [37] cũng trải qua tình trạng tương tự. Khi bị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giam giữ, vì liên tục chứng kiến cái chết của những người bị tử hình, nên ông ta nghĩ rằng mình cũng sẽ sớm bị xử trảm. Xuất phát từ bản năng sinh tồn, ông ta đã tự động chịu nhận tẩy não, và phục tùng bọn cai tù. Sau đó ông đã viết tự truyện “Nửa đời trước của tôi” mà được Đảng Cộng Sản dùng như một ví dụ thành công về ‘cải tạo tư tưởng’.
Theo một nghiên cứu của Y học hiện đại, được biết với cái tên là triệu chứng Stockholm, sau một thời gian bị khủng bố kèm theo cách ly khỏi xã hội, nạn nhân hình thành một tâm lý dị thường, một quan hệ ‘tuỳ thuộc’ một cách vô ý thức vào kẻ khủng bố, đến mức vui buồn sướng khổ đều phụ thuộc vào kẻ khủng bố. Khi nạn nhân bị bẫy vào tâm lý dị thường ấy, gặp lúc kẻ khủng bố nương nhẹ, có khi còn cảm thấy biết ơn, thậm chí ‘yêu mến’ kẻ khủng bố. Hiện tượng tâm lý học này đã được Đảng Cộng Sản vận dụng từ lâu một cách thành công để khống chế tinh thần, cải tạo, và tẩy não đối với kẻ thù và với cả người dân.
4. Đảng là tà ác nhất.
Mười người tổng bí thư đầu tiê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CSTQ) đều có kết cục trở thành ‘phần tử phản Đảng’ và bị triệt hạ không một ngoại lệ. Rõ ràng Đảng Cộng Sản có đời sống riêng của nó, với một thân thể độc lập, và Đảng quyết định vận mệnh của người lãnh đạo chứ không phải người lãnh đạo quyết định vận mệnh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ại “biệt khu Sô Viết” ở tỉnh Giang Tây, khi bị quân đội chính phủ Quốc Dân Đảng bao vây rất khó mà sống sót , thế mà ĐCSTQ vẫn thanh trừng nội bộ với danh nghĩa dọn sạch phần tử “phản lại Bolshevich” (Phần Tử AB hay Anti-Bolshevik) [38], và đã xử tử rất nhiều quân lính của mình vào ban đêm hoặc thậm chí lấy đá đập chết để tiết kiệm đạn. Tại Thiểm Bắc, khi bị chèn giữa quân Nhật và quân Quốc Dân Đảng, phải đối mặt sinh tử, mà vẫn lấy danh nghĩa chỉnh phong Diên An để tiến hành thanh trừng nội bộ, giết người vô số. Những cuộc tàn sát các phần tử ‘phản Đảng’ trong nội bộ mà lặp đi lặp lại có tính cách đại quy mô như thế cũng không ngăn cản được việc khuyếch trương quyền lực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ể cuối cùng là thống trị toàn Trung Quốc.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ã bành trướng thủ đoạn thanh trừng nội bộ và giết lẫn nhau từ khu vực Sô Viết nhỏ cho đến toàn quốc.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giống như một cái bướu ác tính: trong quá trình bành trướng nhanh chóng của nó, trung tâm khối u đã chết, nhưng nó vẫn liên tục lan rộng tới những tế bào bình thường ở vòng bên ngoài. Sau khi các bộ phận trong thân thể đã bị thâm nhập, thì một khối ung nhọt mới mọc lên. Bất luận một con người kia ban đầu là tốt hay xấu đến đâu, một khi gia nhập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iền bị biến thành một phần tử của lực lượng phá hoại. Ai càng chân chánh thì càng tin tưởng thật sự, và tánh phá hoại càng mạnh. Không nghi ngờ gì nữa, cái bướu Cộng Sản sẽ tiếp tục tăng trưởng cho tới khi cơ thể bị triệt để hủy hoại thì khi đó là thời kỳ tử vong của nó rồi. Cái bướu nhất định phải chết
Sáng lập viên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và cũng là một phần tử trí thức lãnh đạo cuộc vận động văn hóa ngày 4 tháng 5 năm 1919, Trần Độc Tú, vốn không ưa bạo lực, đã cảnh cáo các đảng viên cộng sản rằng nếu tìm cách ép buộc Quốc Dân Đảng đi theo ý thức cộng sản, hoặc quá chạy theo giành giật quyền lãnh đạo, thì sẽ dẫn đến quan hệ căng thẳng trong nội bộ. Tuy rất quyết liệt trong cuộc vận động 4 tháng 5 nhưng ông là người có lòng khoan dung. Tuy vậy Trần Độc Tú vẫn không tránh khỏi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người đầu tiên bị chụp mũ là phần tử của “chủ nghĩa cơ hội thuộc cánh Hữu”.
Một lãnh đạo khác tro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ù Thu Bạch, luôn tin tưởng rằng đã là người cộng sản thì phải dấn thân chinh chiến, dấy động binh đao, tổ chức bạo động, phá bỏ tất cả các cấp chính quyền, dùng các biện pháp cực đoan để khôi phục trật tự cho xã hội Trung Quốc. Tuy nhiên, trước lúc lìa đời, Cù Thu Bạch đã thú nhận rằng “ Tôi thực không có ý nguyện làm liệt sĩ mà chết. Tôi, trên thực chất đã ra khỏi đội ngũ của các bạn từ lâu. Hỡi trời xanh! Lịch sử trêu tôi, lôi kéo tôi từ một ‘văn nhân’ bị cưỡng bách vào võ đài chính trị bao năm trường. Tôi, cho tới phút chót vẫn không thể khắc phục được ý thức thân sĩ của chính mình. Rốt cuộc tôi vẫn không thể trở thành người chiến sĩ của giai cấp vô sản”.[39]
Vương Minh, một lãnh đạo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tuân theo lệnh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đã chủ trương hợp tác Quốc-Cộng để kháng Nhật, chứ không mở rộng địa bàn hoạt động cho Đảng Cộng Sản. Tại đại hội Đảng, Mao Trạch Đông và Trương Văn Thiên [40] không thể thuyết phục đồng chí Vương Minh, và cũng cực kỳ khó xử vì không dám tiết lộ rằng lực lượng Hồng Quâ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bấy giờ không đủ sức đương đầu với dù chỉ một sư đoàn quân Nhật. Nếu theo cái lý thông thường, và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xuất binh, thì lịch sử Trung Quốc sẽ không thành ra như ngày nay. Bị ép theo văn hoá truyền thống của người chủ dẫn là “quên mình giữ nghĩa”, Mao Trạch Đông chỉ còn cách im lặng. Sau này Vương Minh bị hất cẳng, đầu tiên là vì lệch sang ‘Tả khuynh’, rồi sau đó bị gắn tội là phần tử của ‘cơ hội chủ nghĩa thuộc cánh Hữu’.
Hồ Diệu Bang, một Tổng Bí Thư Đảng khác, đã bị bức bách từ chức tháng 1 năm 1987 vì đã từng chủ trương ‘sửa sai’ và trả lại công lý cho những ai bị xử oan trong cuộc vận động chính trị trước đó là Cách mạng Văn hoá. Hồ Diệu Bang muốn cải thiện cho Đảng Cộng Sản bằng lương tâm của một công dân, kết quả vẫn bị đánh hạ xuống.
Triệu Tử Dương [41], Tổng Bí Thư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bị hạ bệ gần đây nhất, muốn cải cách để cứu vãn Đảng cộng sản, nhưng hành động của ông chỉ mang lại kết quả bi đát cho mình.
Như vậy, mỗi lãnh đạo mới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có thể làm được gì đây? Nếu thật sự phải cải cách Đảng cộng sản, thì Đảng cộng sản sẽ diệt vong. Do đó, những lãnh tụ chủ trương cải cách Đảng Cộng Sản sẽ thấy quyền lực hợp pháp của mình bị Đảng lấy đi ngay lập tức. Những thứ mà đảng viên muốn tự mình cải biến cơ chế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 cũng có giới hạn. Do đó, mọi cố gắng cải cách bản thâ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ều không thể thành công.
Tất cả lãnh đạo trong Đảng cộng sản đều là xấu xa, vậy tại sao cách mạng không những vẫn tiến hành mà còn mở rộng? Nhiều khi vào lúc tà ác nhất, thì người lãnh đạo cao nhất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bị hạ bệ, bởi vì tà ác trong họ không đạt đủ tiêu chuẩn của Đảng, chỉ những ai tà ác nhất mới được Đảng Cộng Sản chọn lựa.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hường có kết thúc bi thảm, còn bản thân Đảng vẫn ngoan cố sống sót. Những lãnh đạo trụ vững được không phải là những người có thể thao túng Đảng, mà trái lại hiểu thấu Đảng, thuận theo ý định tà ác của Đảng, có thể gia trì năng lượng cho Đảng, có thể giúp đỡ Đảng qua khỏi cơn nguy. Không lạ gì, đảng viê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dám đấu với trời, đấu với đất, đấu với người, nhưng không dám đấu với Đảng. Họ là những công cụ thuần phục của Đảng, đến rốt cùng thì đó chính là sự lợi dụng lẫn nhau.
Lưu manh du côn vẫn là nhân di truyền có một không hai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cho đến tận ngày nay. Mọi sai lầm của Đảng đều do cá nhân đảng viên lãnh đạo làm thành, như là do Trương Quốc Đảo [42], hoặc là do bè lũ bốn tên (Tứ Nhân Bang) [43],… Đảng xét Mao Trạch Đông có 7 phần công 3 phần sai lầm. Đặng Tiểu Bình tự xét mình có 6 phần công 4 phần sai lầm. Bản thân Đảng không bao giờ sai. Mà dẫu Đảng có sai lầm rồi, thì Đảng sẽ tự sửa lại cho đúng. Đảng bắt các đảng viên luôn phải “ nhìn hướng trước”, chứ không “bận rộn về những chuyện cũ xưa”. Mọi thứ có thể thay đổi, như: Thiên đường nhân gian của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đều bị rơi xuống mà biến thành no ấm của chủ nghĩ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Marxism-Leninism được chuyển thành chỉ lệnh của “Tam đại biểu”. Người ta không nên ngạc nhiên nếu thấy Đảng cộng sản hô hào dân chủ, mở cửa cho tự do tôn giáo, hoặc sau một đêm hất cẳng Giang Trạch Dân, ‘sửa sai’ cuộc đàn áp Pháp Luân Công. Nhưng có những thứ mà không cải biến được, đó chính là mục tiêu của tập đoàn Đảng Cộng Sản, sự sinh tồn của tập đoàn, và tôn chỉ cho quyền lực của tập đoàn không đổi, sự duy trì quyền lực và thống trị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 không đổi.
Đảng cộng sản lấy bạo lực, khủng bố và tuyên truyền cao độ làm cương lĩnh lý luận cho Đảng, hoá thành Đảng tính, và nguyên tắc tối cao của Đảng, hoá thành linh hồn của người lãnh đạo, hoá thành chuẩn mực quy tắc cho mọi cơ chế vận hành trong Đảng cũng như cho hành vi của tất cả đảng viên.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 Đảng cứng rắn, kỷ luật sắt đá, ý chí thống nhất, và hành động của đảng viên trong toàn đảng bắt buộc phải nhất trí.
******
Lời kết
Lực lượng nào trong lịch sử đã lựa chọn Đảng cộng sản? Tại sao không chọn khác đi mà lại chọn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húng ta đều biết rằng trên thế giới tồn tại hai loại thế lực, hai loại lựa chọn. Một loại là thế lực cũ tà ác, chúng muốn làm điều ác, lựa chọn những gì thuộc phương diện Âm. Còn thế lực kia là chân chính, là tốt, muốn chọn điều tốt, lựa chọn phương diện Thiện.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 lựa chọn của thế lực cũ. Chọn Đảng Cộng Sản chính là vì Đảng Cộng Sản hội tụ đầy đủ mọi tà ác khắp trên thế giới từ xưa đến nay, là đại biểu tập trung cho tà ác nhất. Bấy giờ, nó đã lợi dụng và chà đạp lên bản tính lương thiện của con người, rồi từng bước, từng bước một trở thành một lực lượng phá hoại của hôm nay.
Đảng Cộng Sản luôn luôn tuyên truyền “không có Đảng Cộng Sản thì không có Trung Quốc mới” là ý nghĩa gì? Từ khi thành lập năm 1921 cho đến khi Đảng Cộng Sản chiếm đoạt chính quyền năm 1949, sự thật chứng minh rằng nếu không có máu tanh và giảo hoạt dối trá thì Đảng cộng sản cũng không có thiên hạ của nó.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không giống với bất kỳ đoàn thể nào khác trong lịch sử, bởi vì nó chiếu theo tư tưởng của Karl Marx và Lenin để chế ra lý luận, nó tuỳ theo dục vọng mà làm càn, nó có thể chế tạo lý luận để hợp thức hoá những hành động tà ác của mình, khiến phần đông dân chúng bị lừa dối. Nó vừa bưng bít thông tin, vừa tuyên truyền đủ loại mỗi ngày, mỗi lúc choàng lên đủ thứ chính sách, sách lược và lý luận để người ta tưởng rằng nó luôn luôn đúng.
Sự dựng nghiệp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à một quá trình hoàn toàn tích tụ tà ác không có chút xíu vẻ vang nào mà có thể nói được. Lịch sử dựng nghiệp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chỉ rõ rằng chính quyề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không hề có tính cách hợp pháp. Nhân dân Trung Quốc không hề lựa chọn Đảng cộng sản, mà chính là Đảng cộng sản — một thứ tà linh ngoại lai — đã cưỡng chế để chui vào nhân dân Trung Quốc bằng cách áp dụng đủ loại nhân di truyền mà nó kế thừa từ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 tà ác, lừa dối, xúi bẩy, lưu manh, gián điệp, trấn lột, đấu tranh, tiêu diệt, khống chế.

Chú thích:
[1] Thuyết văn giải tự, cuốn sách chiết giải nghĩa của mẫu tự Hán ngữ, năm 147 sau công nguyên.
[2] Zhu xi, Luận Ngữ Chú Thích Sưu Tập.
Xem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lunyujzh7.htm (bằng tiếng Hán)
[3] Xem http://www.epochtimes.com/gb/2/4/5/n181606.htm (bằng tiếng Hán)
[4] Lời bài hát Quốc tế ca của cộng sản: “Vùng lên hỡi các nô lệ ở thế gian…”
[5] Mao Trạch Đông, Bản Báo Cáo Về Cuộc Điều Tra Về Phong Trào Nông Dân Ở Hồ Nam (1927)
[6] Trong huyền thoại dân gian Trung Quốc, Bạch Mao Nữ là một câu chuyện về một tiên nữ sống trong một hang động có các khả năng siêu thường có thể thưởng cho những người làm việc tốt và phạt những kẻ làm điều ác, ủng hộ chính nghĩa và trấn áp tà ác. Tuy nhiên, trong các vở kịch, opera và ba-lê ở Trung Quốc hiện đại cô bị mô tả như một cô gái buộc phải chạy trốn đến một cái hang sau khi bố cô bị đánh đến chết vì từ chối không gả cô cho một người địa chủ già. Cô bị bạc tóc vì thiếu dinh dưỡng. Dưới ngòi bút của các nhà văn theo ĐCSTQ, huyền thoại này đã bị biến thành một trong những vở kịch “hiện đại” nổi tiếng nhất ở Trung Quốc nhằm để kích động lòng hận thù giai cấp đối với những người chủ sở hữu đất đai.
[7] Vô sản lưu manh: chỉ những phần tử vô sản sống ngoài pháp luật (ăn xin,  điếm, móc túi, trộm cắp, lừa đảo, cướp giật,…) quần tụ ở một số khu ổ chuột của thành phố công nghiệp, thường là hậu quả của đào thải nhân công, và họ trở nên hủ hoại. Đây là thuật ngữ do Các-Mác đưa ra trong Đấu tranh giai cấp ở Pháp 1848–1850.
[8]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Bản tuyên ngôn Cộng sản (1848).
[9] Mao Trạch Đông (1927)
[10] Chu Ân Lai (5/3/1898–8/1/1976): lãnh tụ số hai ngay sau Mao Trạch Đông tro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giữ chức Thủ tướng ĐCSTQ từ 1949 cho đến hết đời.
[11] Cố Thuận Chương ban đầu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đặc vụ hàng đầu của ĐCSTQ. Năm 1931 bị Quốc Dân Đảng bắt và đã giúp Quốc Dân Đảng phát hiện một số bí mật của ĐCSTQ. Sau này cả gia đình 8 người của Cố Thuận Chương đều bị bức tử. Xem Lịch sử ám sát của ĐCSTQ (http://english.epochtimes.com/news/4-7-14/22421.html).
[12] Nội chiến giữa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và Quốc Dân Đảng từ tháng 6 năm 1946. Trải qua ba chiến dịch lớn, chính quyền Quốc Dân Đảng bị lật đổ, và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ập ra nước Cộng hoà nhân dân Trung Hoa vào 1 tháng 10 năm 1949.
[13]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lãnh tụ Quốc Dân Đảng, sau khi thất trận đã lưu vong và trở thành lãnh tụ Đài Loan.
[14] Hồ Tôn Nam (1896-1962), nguyên quán ở quận Tiểu Phong, tỉnh Quế Giang. Ông ta đã từng là Phó Tư Lệnh, Tư Lệnh Uỷ Nhiệm và là Tổng Tham Mưu Trưởng của quân đội Quốc Dân Đảng vùng Tây Bắc và các bộ chỉ huy hành chánh.
[15] Lý Tiên Niệm (1902 – 1992), cựu chủ tịch Trung Quốc (1983-1988) và chủ tịch Hội nghị Cố vấn Chính trị Nhân dân Trung Quốc (1988-1992). Ông ta đã đóng một vai trò quan trọng trong việc trợ giúp Đặng Tiểu Bình dành lại quyền hành vào lúc cuối của cuộc Cách Mạng Văn Hóa vào tháng 10 năm 1976.
[16] Mao Trạch Đông (1927)
[17] Mao Trạch Đông (1927)
[18] Khi bắt đầu Cải cách ruộng đất, ĐCSTQ phân tách nhân dân thành các giai cấp. Trong những giai cấp thù địch thì trí thức đứng ở hàng thứ 9 bên cạnh địa chủ, Hán gian, phản quốc,…
[19] Hồ Cảnh Đào. Bài diễn văn trong đại hội kỷ niệm 100 năm ngày sinh nhật của Mhậm Bật Thời (30 tháng tư năm 2004)
[20] Trích từ một bài thơ của Tư Mã Thiên ( khoảng 140-87 trước Tây Lịch), một Sử Gia và là một Học Giả vào thời Tây Hán. Bài thơ nổi tiếng của ông ta nói: “Mọi người đều phải chết; có người xem cái chết nhẹ như lông hồng hay nặng hơn núi Thái Sơn.” Núi Thái Sơn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ngọn núi chính ở Trung Quốc.
[21] Mao Trạch Đông, Chế độ Độc Tài Dân chủ Nhân dân (1949).
[22]Yang Kuisong (30 tháng sáu năm 2004). Một yếu lược về sự ủng hộ tài chánh Mạc Tư Khoa đã cung cấp cho ĐCSTQ từ thập niên 1920 cho dến thập niên 1940.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40313a.htm (bằng tiếng Hán)
[23] Bắc phạt: Chiến dịch quân sự do Quốc Dân Đảng lãnh đạo với mục đích thống nhất Trung Quốc dưới quyền Quốc Dân Đảng, kết thúc giai đoạn làm chủ của quân phiệt lãnh chúa.
[24] Cách mạng Quốc dân: Cách mạng thời liên minh Quốc-Cộng, đánh dấu bởi chiến dịch Bắc phạt.
[25] Tôn Dật Tiên (Tôn Trung Sơn): Lãnh tụ sáng lập ra Trung Quốc hiện đại.
[26] Quân Cách mạng Quốc dân: tức là quân đội nước Trung Hoa Dân Quốc, do Quốc Dân Đảng lãnh đạo, trong thời liên minh Quốc-Cộng, cũng có đảng viên cộng sản tham gia.
[27] Đại thanh trừ 12 tháng 4: Quốc Dân Đảng do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lãnh đạo, ngày 12 tháng 4 năm 1927 đã khởi binh triệt hạ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tại Thượng Hải và một số thành phố khác. Khoảng 5.000 đến 6.000 đảng viên cộng sản đã bị bắt và nhiều người bị chết trong khoảng thời gian từ 12 tháng 4 cho đến hết năm 1927.
[28] Vùng núi Jinggangshan được coi là căn cứ cách mạng thôn quê đầu tiên của ĐCSTQ và còn được gọi là “cái nôi của Hồng Quân”.
[29] Mao Trạch Đông (1927)
[30] Mao Trạch Đông (1927)
[31] Liễu Tây-Thẩm Dương, Bắc Kinh-Thiên Tân, và Hoài-Hải là ba chiến trường chính mà ĐCSTQ đã đánh với Quốc Dân Đảng từ tháng chín 1948 cho tới tháng giêng 1949 và đã tiêu diệt rất nhiều bộ đội Quốc Dân Đảng. Hàng triệu sinh mạng đã bị hủy diệt trong ba chiến trường này.
[32] Lâm Bưu (1907-1971), một lãnh tụ cao cấp trong Đảng Cộng sản, dưới thời Mao Trạch Đông, đã là uỷ viên Bộ Chính trị, là Phó Chủ tịch nhà nước (1958), và Bộ trưởng Bộ Quốc phòng (1959). Lâm Bưu được coi là kiến trúc sư của Cách mạng Văn hoá. Lâm Bưu từng được chọn là người kế nhiệm Mao Trạch Đông năm 1966 nhưng sau đó bị thất sủng vào năm 1970. Thấy bị xuống dốc, Lâm Bưu (theo một số báo cáo) đã định làm một vụ tầy đình và định đào tẩu sang Liên Xô sau khi âm mưu bại lộ. Khi chạy trốn khỏi trừng phạt, máy bay đã nổ tại Mông Cô, kết thúc cuộc đời Lâm Bưu.
[33] Cù Thu Bạch (1899-1935): một trong những đảng viên từ hồi ĐCSTQ còn non trẻ và là cây bút cánh tả lừng danh; bị Quốc Dân Đảng bắt ngày 23 tháng 2 năm 1935, và chết ngày 18 tháng 6 năm ấy.
[34] Học thuyết tam đại biểu của Giang Trạch Dân được nhắc đến lần đầu trong bài phát biểu của Giang tháng 2 năm 2000, đại ý là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phải luôn luôn (1) đại biểu cho quyền lợi dân tộc Trung Hoa, (2) đại biểu cho sự phát triển hiện đại, (3) đại biểu cho nền văn hoá tiên tiến của Trung Quốc.
[35] Trương Bá Quân (1895-1969)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người sáng lập ra Trung Quốc Dân Chủ Hội, một đảng phái dân chủ ở Trung Quốc. Ông ta bị Mao Trạch Đông xếp vào người cánh hữu số một năm 1957 và là một trong số ít người cánh hữu không được khôi phục lại sau Cách Mạng Văn Hóa.
[36] La Long Cơ (1898-1965)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người sáng lập ra Trung Quốc Dân Chủ Hội. Ông ta bị Mao Trạch Đông xếp vào người cánh hữu năm 1958 và là một trong số ít người cánh hữu không được khôi phục lại sau Cách Mạng Văn Hóa
[37] Phổ Nghi (1906–1967): Hoàng đế cuối cùng (1908–1912) của Trung Hoa. Sau khi ông thoái vị, chính quyền Dân quốc cho ông một khoản hưu trí rất lớn và để ông ngụ tại Cấm Thành, Bắc Kinh đến năm 1924. Sau 1925, ông sống tại Thiên Tân do quân Nhật tiếp quản. Năm 1934 ông trở thành vua của chính quyền bù nhìn Mãn Châu Quốc do quân Nhật dựng lên. Sau đó, ông bị quân Nga bắt làm tù binh năm 1945. Năm 1946, tại toà án tội phạm chiến tranh ở Tô-ky-ô, ông tuyên bố rằng mình đã bị quân Nhật cưỡng ép trở thành công cụ cho chúng, chứ không phải là công cụ của chính quyền Mãn Châu Quốc. Ông bị trao trả cho ĐCSTQ năm 1950 và bị giam tại Thẩm Dương cho đến năm 1959. Sau đó Mao Trạch Đông ân xá trả tự do cho ông.
[38] Đây là một biến cố về sự đấu tranh nội bộ của ĐCSTQ vào năm 1930 khi Mao Trạch Đông hạ lệnh giết chết hàng ngàn đảng viên cũng như lính của Hồng Quân và những người dân vô tội ở tỉnh Giang Tây với mục đích để củng cố quyền hành của Mao trong những vùng kiểm soát bởi ĐCSTQ.
Muốn thêm chi tiết xin xem http://kanzhonggua.com/news/articles/4/4/27/64064.htm (bằng tiếng Hán).
[39] Cù Thu Bạch, Một Vài Chữ Nữa (23 tháng 5 năm 1935). Tác phẩm này được viết trước khi ông ta chết ( ngày 18 tháng 6 năm 1935).
[40] Trương Văn Thiên (1900-1976) là một lãnh tụ quan trọng của ĐCSTQ từ thập niên 1930. Ông ta đã từng là Phó Tổng Trưởng Ngoại Giao của Trung Quốc từ năm 1954-1960. Ông ta bị xử tội chết năm 1976 trong thời Cách Mạng Văn Hóa. Hồ sơ của ông ta được phục hồi vào tháng tám 1979.
[41] Triệu Tử Dương: người cuối cùng trong 10 Tổng Bí Thư ĐCSTQ bị hạ bệ. Ông bị khai trừ vì bất đồng ý kiến với Đảng trong vụ dùng bạo lực thảm sát biểu tình đòi dân chủ của sinh viên tại quảng trường Thiên An Môn năm 4 tháng 6 năm 1989.
[42] Trương Quốc Đảo (1897-1979)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người sáng lập ĐCSTQ. Ông ta bị loại trừ ra khỏi ĐCSTQ vào tháng tư năm 1938. Ông ta trốn qua Đài Loan vào tháng 11 năm1948, rồi qua Hồng Kông năm 1949. Ông ta di trú vào Canada vào năm 1968.
[43] Bè lũ bốn tên: gồm vợ Mao Trạch Đông là Giang Thanh (1913-1991), viên chức Ban Tuyên giáo Thượng Hải Trương Xuân Kiều (1917-1991), nhà phê bình văn học Diệu Văn Nguyên (1931-), và cảnh vệ Thượng Hải Vương Hồng Văn (1935-1992). Họ thâu đoạt quyền hành thời Cách mạng Văn hoá (1966-1976) và lũng đoạn chính trị Trung Quốc đầu những năm thập kỷ 1970.